第七章：執政中樞老成謀國
慶曆三年1043）的汴京，仿佛一鍋將沸未沸的水。八月庚子，吳育在範仲淹舉薦下除樞密副使的詔書頒布時，樞密院正為西北軍務焦頭爛額。他走進樞密院東廳的第一天，就看到壁上懸掛的《陝西二十四路屯兵圖》上，插滿代表西夏軍勢的赤色小旗。
此時的朝局正值微妙時刻。仁宗皇帝銳意改革，三月剛擢升範仲淹為參知政事，四月韓琦、富弼同日拜樞密副使，“慶曆新政”的大幕已然拉開。但保守勢力盤根錯節，以宰相章得象、賈昌朝為首的老臣對新政陽奉陰違。吳育這個以明察剛正著稱的官員入主樞密，被改革派寄予厚望。
然而誰也沒料到，吳育在首次樞密院會議上就展現出獨特立場。當範仲淹提出“汰減冗兵”方案，要求立即裁撤陝西老弱廂軍三萬人時，吳育卻指著軍籍冊提醒：“這些兵卒多出自河北災區，若驟然裁撤，恐生變亂。”他建議仿效自己在臨安時的“以工代賑”，將汰減兵員轉為修葺邊境堡寨的工兵。這個折中方案最終被采納，後來陝西路奏報“裁軍萬餘而無一人嘯聚”，證實了他的遠見。
慶曆四年正月，吳育改任參知政事。在赴政事堂就職當日，他特意繞道崇文院，重溫年少時讀過的《貞觀政要》。在魏徵“十漸疏”的展櫃前駐足良久，對隨行的知製誥蔡襄歎道：“治國如醫病，急則傷身，緩則誤病。”
此時新政已進入深水區。範仲淹的“明黜陟”改革遭遇強烈反彈——當第一批“磨勘”不合格的官員名單公布後，竟有百餘官員圍堵政事堂。吳育一麵命開封府維持秩序，一麵上書建議：“宜分三等處置：劣者黜退，平者訓誡，優者超擢。”這種區彆對待的策略，既貫徹了改革精神，又避免了樹敵過多。
最見功力的是他對“精貢舉”改革的補充。當範仲淹要求科舉罷試詩賦、專考策論時，吳育在廷議中提出：“文學政事，本非二途。宜保留詩賦而增試時務。”他舉出真宗朝名臣王曾考詩賦奪魁的實例，說服眾人保留經義與詩賦並重的傳統。這個修正使得改革沒有完全否定前製，為後來科舉製度的完善保留了重要空間。
四月的一場風波，更顯吳育的政治智慧。禦史台集體彈劾樞密使晏殊“驕奢僭越”，證據是其府中夜宴懸掛的琉璃燈形製逾矩。新政派欲借此打擊保守勢力，吳育卻私下求見仁宗：“晏殊縱有失儀，然西北軍務全賴其調度。若因小過罷重臣，恐寒將士之心。”次日他主動提議讓晏殊“罰俸三月，戴罪理事”，既維護了法度，又保全了邊防人才。
這種顧全大局的作風，甚至贏得了政敵的尊重。某次賈昌朝在朝堂譏諷新政“儘改祖宗法度”，吳育當即反駁：“祖宗之法，本為利民。今法度敗壞，猶房屋傾頹，豈能因乃祖所建便任其倒塌？”接著話鋒一轉,“然修葺房屋也須先立支柱，再換梁椽，此即臣所謂循序漸進。”這番比喻讓賈昌朝無言以對。
在財政改革領域，吳育的貢獻尤為突出。他借鑒在三司任職的經驗，創設“歲計簿”製度，要求各路每季度上報財政收支。某次審核河北路賬目時，他發現地方官為迎合“減徭役”政策，竟將必要的河工也計入裁減之列。立即起草《新政施行七誡》，提醒同僚：“革新不是減法，去弊方為要義。”
五月江南蝗災，範仲淹欲動用封倉庫全部存糧賑災。吳育連夜核算太倉數據，提出更穩妥的方案：“以三成官糧放賑，三成平糴穩市，四成貸給農戶秋後償還。”這個創造性的“三分法”，後來被收入《宋會要》食貨篇，成為宋代賑災的經典範式。
然而新政終究難逃厄運。慶曆四年六月，保守派偽造的“朋黨圖”流入宮中，仁宗對新政的態度急轉直下。在決定新政存廢的關鍵廷議中，吳育作出令人意外的表態：“範仲淹十事，其理甚正，然求治太速，進退太峻。”他建議“擇其易行者先試之”，特彆舉出“厚農桑”“修武備”二條，認為“此二者縱在太平年景亦當施行”。
這個看似折中的主張，實則保全了新政核心成果。後來即便範仲淹、富弼相繼離朝,“擇吏員興水利”“募民兵實邊境”等政策仍在延續。歐陽修在《歸田錄》中精準評價：“吳公執政，務存大體，不汲汲於名利，真社稷之臣也。”
慶曆五年正月，吳育迎來了政治生涯的終曲。因反對仁宗廢黜郭皇後的詔書，他被罷參知政事，出知河南府。離京那日，新政主要人物皆已星散，唯有蔡襄等少數官員在城外餞行。看著暮色中的汴梁城樓，吳育對門生道：“治大國如烹小鮮，非謂無為，貴在知火候耳。”
在河南府任上，他仍堅持新政的合理內容，繼續推行厚農桑政策，主持修複洛陽古渠。這些實績讓後來執政的王安石都感歎：若慶曆諸公皆如吳育之務實，新政豈會夭折？
暮年致仕後，吳育在整理《奏議集》時，特地將慶曆年間的章疏單獨成卷，命名為《權宜集》。在自序中他寫道：變法不難於立新，而難於除弊；不難於除弊，而難於除弊而不生新弊。這番感悟，道儘了北宋改革的所有悲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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