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後，在西山大營的校場上，一場更加不可思議的“驗證儀式”，在《大明皇家日報》記者和畫師的全程記錄下，公開展開。
一名從山西疫區接來的、病情已經得到控製但依舊具有傳染性的天花病人，被帶到了場中。然後在所有人的驚呼聲中，顧昭親自上前，脫下了那個病人身上沾滿了痘漿膿液的、散發著惡臭的衣服，穿在了自己身上！
他甚至還與那名病人近距離地交談了幾句，詢問了他的病情和家鄉的情況。
這一幕，讓在場的所有人，包括孫元化在內，都感到頭皮發麻。這已經不是科學驗證，這在古人眼中，根本就是主動尋死！
然而，顧令行就這樣，穿著那件汙穢的病衣，在校場上從容地踱步，與將領們談論軍務，與官員們商討政事。一個時辰後，他脫下病衣，沐浴更衣，安然無恙。
又過了數日，他依舊安然無恙！
當《大明皇家日報》的號外，將那一幅由畫師精心繪製的、名為《鎮國公以身試毒，仁心護佑蒼生》的素描畫，刊印出來，傳遍全國時，所有的質疑，所有的謠言，都在這鐵一般的事實麵前，被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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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顧昭身穿病衣，麵容悲憫而堅定，正俯身與那名蜷縮的病人交談。陽光從他身後照來，為他鍍上了一層神聖的光暈。
一時間，“鎮國公以身試毒，得天神護佑，刀槍不入，百毒不侵”的傳說，不再是京城的專利，而是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傳遍了帝國的每一個角落。茶館裡的說書人，將這段故事編成了評書，日夜傳唱；鄉間的野台戲，也立刻排演出了相關的劇目。顧昭的形象，在民間，被徹底地、完美地神化了。
而那些曾經散布“天譴論”的舊勢力代表，則一夜之間，從幸災樂禍的幕後黑手，變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他們甚至不敢出門，因為一旦被認出，憤怒的民眾就會用石塊和爛菜葉，將他們淹沒。一場足以摧毀帝國的巨大危機，就這樣，在顧昭的驚天豪賭之下，戲劇性地，轉化成了鞏固其絕對權威、樹立新政神聖性的最強大武器。
在掃清了所有輿論障礙之後，顧昭立刻下達了總攻擊的命令。
他以中央防疫總指揮部的名義，向全國發布《全民強製種痘令》。
一支支由西山書院醫學院第一批畢業生為核心、輔以大量經過短期培訓的軍中醫護兵組成的“種痘醫療隊”，在南京舉行了盛大的出征儀式後，奔赴全國各地。他們高舉著“黑底白虎旗”和繪有紅十字的“衛生旗”，如同新時代的傳教士，將名為“科學”的福音，帶向四方。
而這次全國性的種痘推廣，其執行方式，完美地展現了顧昭新政權那可怕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
種痘，不再是一項單純的醫療行為，而是與“人口登記”、“一體納糧”、“勞動積分”等一係列新政措施，被強力捆綁在了一起。
法令規定：凡主動攜全家接種牛痘之戶，可立刻錄入共和國新戶籍黃冊，當年田賦減半，家中若有餘丁，可優先獲得進入各地國營工廠的工作機會。而拒絕接種者，將被視為“非國民”，不得享受新政的任何福利，其子女也無法進入公立學堂。
胡蘿卜加大棒之下，百姓們的熱情被空前激發。畢竟，一邊是能保命防病的“神術”，一邊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沒有人會拒絕。各地醫療隊所到之處，百姓們排起長龍，踴躍接種。而醫療隊也借此機會，完成了對帝國人口的一次史無前例的、精準到戶的普查登記。
整個國家，就像一台被按下了啟動鍵的精密機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高速運轉起來。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全民防疫戰爭中，那些隨船而來的歐洲醫生，因其在消毒、隔離和疫苗製作過程中展現出的專業知識和嚴謹態度，受到了顧昭和孫元化的高度重視。
防疫勝利後，顧昭在西山書院，親自召見了這幾位歐洲醫生和以孫元化為首的國家科學院代表。
“此次防疫之勝，不僅在於牛痘之法，更在於格物致知之精神。”顧昭看著他們，鄭重地說道，“諸位西醫先生，在消毒、防疫和病理研究上，有著我中華傳統醫學所不及之處。而我中醫，在固本培元、調理臟腑上，亦有千年之精華。二者並非水火不容。”
他轉向孫元化，下達了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命令。
“我決定，在西山書院，正式成立‘西醫科’！係統性地翻譯、引進和研究西方之醫學著作。同時，鼓勵中西醫的學者們，互相交流，取長補短。中醫治其本，西醫治其標，二者合一，方為我中華醫學之未來大道！我們不但要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更要學習他們一切對民生有利的學問！”
這個命令，標誌著顧昭的改革，已經徹底突破了單純的軍事工業領域，開始向醫療、衛生等更廣泛、更深刻的社會民生層麵，全麵滲透。
昭武二年的這場天花之疫，最終，沒有成為共和國的葬禮，反而成了一場新生的洗禮。它不僅沒有摧毀這個新生的政權，反而在烈火的淬煉中，讓顧昭的權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也讓“科學”二字，第一次以“神跡”的方式，深深地烙印在了四萬萬國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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