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早春，寒意像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壓在南方的清晨裡。革新街道那間由大會議室改造的臨時審查室，牆皮在經年累月的煙熏火燎中泛著青黑，唯有牆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白底黑字標語依舊紮眼。
煤爐的鐵皮煙囪從標語中間穿過，下半截被熏出蜿蜒的蛇形黑痕，像一道結了痂又被反複撕扯的傷疤，在昏暗的光線下泛著油膩的光——這裡是胡老栓“投機倒把”專案審查的臨時據點。
我裹緊洗得發白的棉襖推門而入，冷風卷著煤渣灌進來，領口的絨毛瞬間結了層細霜。
張文書伏在桌上撥算盤，珠子碰撞的脆響混著煤爐偶爾的“嘶嘶”聲，在“嚴”字最後一筆的折角處撞來撞去，像困在籠子裡的雀鳥。
“小張早啊。”她抬頭時，丹鳳眼蒙著層蔥油餅的油霧，用袖口擦臉的瞬間，露出的眼白在昏暗中亮得驚人，“葉組長特意交代從今天起，來專案組報導的人，得24小時提高警惕，做好看護工作，一定要敲開那老狐狸的嘴。”
角落裡的行軍床陷著人形凹痕，褥子邊緣卷著毛邊，顯然被反複摩挲過。我拉開辦公桌最下層抽屜找記錄紙，指尖觸到一疊糙黃的紙——審訊“投機倒把分子胡某某”的記錄。紙頁邊緣卷得厲害，像被水泡過又曬乾，簽名處竟有個煙頭燙出的焦黑小洞，邊緣卷曲如收攏的蝶翼。
葉革明從檢察院借來的《資本論》第一卷正墊在搪瓷杯下，杯底茶漬在“剩餘價值”章節洇開淺黃，書頁上還落著幾粒蔥油餅渣。
他坐在桌前狼吞虎咽，見我進來，嘴裡塞著餅含糊揮手：“今天必須撬開他的嘴！”說話時，餅渣隨著下巴動作蹦到書頁上，不偏不倚落在“剝削”二字上，那點焦黃碎屑，倒成了鉛字外最荒誕的注腳。
七點整，走廊傳來皮鞋踏地的悶響，民警汪昌盛押著胡老栓進來。這個45歲的男人曾是街道綜合商店承包人，此刻穿件洗得發灰的中山裝，第三顆銅紐扣被磨得鋥亮，在昏暗光線下泛著溫潤的光——後來才知道，那是他給顧客開啤酒時總用的“老夥計”，銅綠縫隙裡還嵌著半片暗紅指甲油，不知是哪個姑娘蹭上的，他竟一直沒舍得換。
脫衣檢查時，胡老栓的手在左胸口袋頓了頓，聲音壓得極低：“裡麵是女兒寄的照片，從農村來的……”葉革明猛地拍桌，搪瓷缸裡的茶水濺出半杯：“少耍花招！破壞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就是投機倒把分子！”
話音剛落，胡老栓突然哼起《何日君再來》，調子跑得沒了邊，像鈍鋸子在空氣裡慢慢拉鋸，刮得人耳膜發疼。
牆角的潘明森正攥著英語單詞卡默背，聽到歌聲，捏著卡片的手猛地收緊，筆尖把“nfiscate”沒收）那頁戳出個小洞，紙背透出的孔眼，像幾顆沒來得及引爆的子彈。審訊室的日光燈不知是不是鎮流器出了問題，嗡嗡作響，日光燈的光刺得人有些眼疼，胡老栓靠在椅背上，交疊的雙手平攤桌麵，指甲修剪得整齊乾淨，頭發梳得一絲不苟，連中山裝衣服褶皺裡都透著股不肯折腰的挺括。
“胡老栓，45歲，綜合商店負責人。”葉革明念著檔案抬頭，“你知道自己為什麼坐在這裡嗎？”
胡老栓輕笑一聲，眼神裡沒有絲毫慌張：“我想，應該是有人舉報我了。”他的聲音平靜得近乎輕慢，“不過檢察官，我覺得是你們搞錯了什麼。”
“搞錯了什麼？”
胡老栓緩緩搖頭，嘴角勾起一抹讓人不寒而栗的笑：“我從來不認為市場經濟行為是犯罪。恰恰相反——”他停頓的瞬間，眼中閃過近似驕傲的光，“我懂得市場的需求。”
輪到我做記錄時，手指在墨水瓶旁頓了頓。窗外的風卷著雨沫打在玻璃上，發出細碎的聲響，我故意手一抖，藍黑色墨水“啪”地潑在“倒賣白糖數量”那欄，墨汁迅速暈開，像片突然漲水的湖，把那些刺眼的數字全吞了進去。
胡老栓眼角的皺紋顫了顫，像春風吹過凍裂的土地。趁葉革明瞪著我訓斥“毛手毛腳”的空檔，他的手飛快掠過我的掌心，塞進來個小東西。是用香煙錫紙折的千紙鶴，翅膀沾著點煙草末，帶著他手心的溫度，摸起來潮乎乎的，像揣著顆剛從胸口掏出來的心跳。
當晚值班，煤爐的火漸漸弱下去，屋裡彌漫著煤煙和烤紅薯的甜香。我躲在爐子旁，借微弱火光展開千紙鶴，發現翅膀內側用針尖刻著行小字，筆畫歪歪扭扭：“綜合商店王主任小姨子結婚，糖是剩的，票根在櫃底。”錫紙被體溫焐得發軟，那些小字像活過來似的，在昏暗中閃著光。
夜班換崗時，我和潘明森、汪昌盛、小朱擠在煤爐邊。小朱舉著本翻得卷邊的英語書，神秘兮兮地笑：“你們看，a麵是‘hoare’，b麵我抄了鄧麗君的詞。”小江的速寫本攤在膝頭，上麵畫著個女知青，眼角被他添了顆淚痣，筆尖頓了頓，聲音壓得很低：“聽說高乾子弟都在偷偷準備高考，說是……要恢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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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說著，煤爐上的紅薯“啪”地裂開道縫，焦糊的甜香湧出來。單間裡的胡老栓突然喊：“我女兒寄的高粱米，分你們點？”鐵欄杆外沒有回應，他蜷在月光裡的身影縮成一團，像枚被生活磨圓了棱角的石子，又像顆憋著股勁、隨時會爆開的蠶豆。
審查進入第三個月，胡老栓的交代材料越寫越厚，紙頁邊緣被他翻得起了毛。葉革明對材料裡前後矛盾的情節追得極緊，時而拍著桌子要他“老實交代”，時而又把《資本論》攤開在他麵前，用紅筆圈出“投機倒把”的理論依據。胡老栓的額角開始沁出細汗，回答時偶爾會卡殼，手指在桌下悄悄絞著衣角——那是他緊張時才有的小動作。
我卻在其中一頁材料裡，發現半張1977年的先進工作者獎狀，邊角卷得厲害，背麵用鉛筆寫著：“王主任扣著平反章，說我女兒的知青返城指標能換兩箱茅台。”
那天潘明森教胡老栓寫“justice”，胡老栓眯著眼，用上海話打趣：“這詞兒沒‘平反’好懂。”
汪昌盛聽後突然“啪”地合上速寫本，煤爐上的紅薯烤出焦糊的香，恍惚間，我想起穀建國知青點飄來的《草原之夜》——那是被明令禁止的“黃色歌曲”，卻像早春的草，從凍土的裂縫裡拚命鑽出來，帶著股擋不住的勁兒。
五月的某個雨夜，窗外的雨“劈裡啪啦”打在窗欞上，像無數隻手在拍玻璃。胡老栓突然用上海話背誦起《資本論》：“剩餘價值率……就是……無償勞動的占有……”
葉革明驚得手一抖，茶缸“哐當”打翻，熱水在“坦白從寬”標語下的玻璃台板上燙出個水漬圓圈，黑色墨跡在水裡暈開，像朵迅速凋謝的水墨花。
潘明森的英語單詞卡裡夾了張紙條，是他用鉛筆寫的：“今晚十點，收音機短波段。”我們偷偷調頻時，沙沙的電流聲裡突然飄出《鄉戀》的旋律，李穀一的聲音軟得像團棉花。
胡老栓閉著眼跟著哼，眼角的皺紋裡蓄著淚光，像盛著兩汪沒敢落下的雨。
審查進入第六個月，胡老栓的交代材料裡開始出現數學公式，字跡歪歪扭扭，卻透著股執拗的認真。
我在某頁邊緣發現用針尖刻的算式：“15管理費x300斤糖=45斤虧損，但王主任要的是茅台。”
那天潘明森帶來幾份不知從何處借來的數理化試卷，胡老栓湊過來幫著演算，突然停下手，聲音啞得像被砂紙磨過：“我女兒要是能考大學，我寧可坐十年牢。”
汪昌盛的速寫本上，女知青的淚痣被他改成了雨滴，正落在剛寫的“思想解放”四個字上，墨水暈開，像片化了的雪。
專案組宣布結案前夜，胡老栓從床板縫裡摸出張字條，是用牙刷灰寫的，字跡在昏黃的燈下閃著冷光：“舊貨市場34號櫃有1976年糧票，換你寄封信給農村的女兒。”我捏著字條，摸到背麵有道深深的凹痕，像是用鑰匙反複刻劃的“等”字，一筆一劃，刻得極深。
結案會上，葉革明念逮捕令時，鋼筆突然沒水了。他轉身換筆的刹那，我看見逮捕證的日期被他的袖口牢牢遮住——正是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那天。胡老栓盯著那隻手，嘴角彎起個詭異的弧度，說不清是在笑，還是在哭。
專案組解散那天飄著雪，細小的雪粒落在煤爐上，瞬間化成了水。潘明森把一摞材料扔進煤爐，火苗“騰”地竄起來，那張寫著“justice”的單詞卡卷成灰蝴蝶，在煙裡打著旋兒飛。我在床板縫裡摸到那張先進工作者獎狀，背麵新寫著行字：“1978.9，王主任被查，聽說家裡搜出三箱茅台。”汪昌盛的速寫本最後一頁，畫著審訊室的煤爐，上麵擺著個烤糊的紅薯，旁邊一行字被淚水洇得發藍：“我們數著彆人的罪名，卻算不清自己的時代。”
胡老栓被轉走那天，天放晴了，陽光透過窗欞，在地上投下格子狀的光斑。我用他留的那顆銅紐扣開了瓶北冰洋，氣泡“滋滋”地往上冒，像無數個沒說出口的秘密。他總說：“集體賬要比私人賬精，可人心不能算太精。”
後來聽說潘明森考上了大學，學了法律；汪昌盛回到了公安係統，小朱上了大學，後來留校當了教師。
而我在街道辦公室整理檔案時，發現胡老栓的案卷裡，那頁被墨水汙染的記錄上，有人用鉛筆描出片模糊的湖——像極了他女兒插隊的嘻子湖，湖麵上飄著半張被雨水泡爛的糧票，字跡早已看不清。
天橋路舊貨市場34號櫃底，1976年的5斤糧票下壓著封信。收件人是“xx縣xx鄉xx大隊”，信封上兩個指紋重疊著，一個是我的，一個是胡老栓的。雪落無聲，可屋簷的冰棱正在融化，1978年的冬季將要過去，那些藏在褶皺裡的期盼，終將在日漸回暖的風裡，慢慢洇開。
櫃門內側，有人用粉筆畫了個小人，舉著塊寫著“平反”的牌子，腳下堆著空酒瓶——那是胡老栓沒說完的話，也是我們當年沒敢問出口，卻在心裡悄悄盼著的未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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