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林衝率領儀仗，護著太子趙桓，雖有折損，總算有驚無險地脫離了伏擊險地，疾馳回京。那救了呂師囊的“神秘身影”石秀，憑借對地形的熟悉和矯健的身手，幾經輾轉，竟也通過林衝預先安排的秘密接應點，將驚魂未定的呂師囊安然送入了汴梁城中。此事做得極為隱秘，外界隻知使團遇襲，呂師囊被“義士”所救並隨後抵達，個中細節，則不足為外人道。
光明頂上，方金芝見石秀“失蹤”一夜後安然返回，雖心中疑竇叢生，但擔憂遠勝過疑慮，急忙將他接回婚房，細細查看可有受傷，又嗔又怪，情急之下，倒將昨夜洞房的尷尬衝淡了不少。石秀隻得含糊其辭，以“見有異動，恐朝廷有失，追蹤而去，恰逢其會”為由勉強解釋，方金芝將信將疑，卻也未再深究，隻道是夫君勇武忠義，心中反添幾分自豪。
次日大朝會，金殿之上，徽宗皇帝臨軒。首要之事，便是宣召新近“棄暗投明”的原明教軍師呂師囊。
“宣，呂師囊上殿——”
呂師囊整理衣冠，雖曆經驚險，此刻卻恢複了往日理學大儒的從容氣度，步趨入殿，舉止合儀，絲毫不見落魄之態。他之名，在朝堂學界早已是如雷貫耳，如今真身出現，頓時引來百官矚目，目光中有好奇，有審視，亦有不屑。
徽宗溫言撫慰一番，盛讚其“迷途知返，深明大義”，隨即當場頒下旨意：“呂先生學貫古今，深明義理，今幡然來歸，實乃國之大幸。特授翰林學士，侍講經筵，望卿以正學啟迪朕心，教化士林。”
呂師囊叩首謝恩。旋即，便有大臣出班質疑，言辭犀利：“呂先生既曾為方臘肱骨，為其謀劃，今日歸順，所言所行，孰真孰假？又如何看待那方臘邪教之說？”
此問可謂刁鑽，直指其立場與誠信。然而呂師囊毫無懼色，坦然應答，聲音清朗，回蕩於大殿：
“這位大人所問，正是關鍵。貧道昔日沉溺於經義章句，妄圖於故紙堆中格儘天下之理，卻疏於體察民生之艱。投身彼處，初意或存矯枉過正之想，然其行徑，日漸偏頗，非但不能明天理，反而惑亂人心，此實非貧道之初衷，亦背聖賢之道。”
他略一頓，環視群臣，引出了核心論述，談玄論道，直指本源：“《易》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何謂法天？非是效其風雲變幻之玄妙莫測不法天之玄），而是效法其剛健中正、化生萬物而有常之德法天之正）！此之謂‘極高明也，強不息也’。”
“若舍其正而求其玄，便是走入歧路玄非天之正也）。人若一味追求虛玄詭異之說人玄天也），則天道亦將以其變幻無常回應於人，使人迷失其中天亦玄人）。最終，世事紛擾，人心惶惶，皆由此生。故，夫高明而健行者，必辨之！首要之辨，便是明辨何為正道，何為玄虛邪說！”
最後，他擲地有聲地總結：“故而，杜絕異端邪說之根本，絕非僅靠強力禁絕。在於政通人和，使百姓安居樂業，倉廩實而知禮節；更在於教化昌明，使民智開啟，百姓頭腦透徹，自有分辨是非之能。如此，魑魅魍魎之言，方能不攻自破，無從蒙蔽人心！”
這一番宏論，立論高遠，析理精深，既闡明了自己過去的“錯誤”，更深刻地剖析了邪教產生的土壤以及根本應對之道，將問題提升到了治國理政和教化本源的高度。滿朝文武，即便原先心存輕視者，也不禁為之動容，暗自頷首。
徽宗皇帝聽罷，更是擊節讚歎：“善！大善！呂卿之言，真乃治國之良藥，醒世之鐘呂！”他龍顏大悅，深感此論與太子提出的“文化之戰”相輔相成，且更為根本。
皇帝當即肅容，下旨道：“呂翰林一席話，令朕深省。教化之本，在於育才，育才之要，在於正心。若天下學子皆能明理自強，何愁邪說橫行？著即進行教育改革：於各州府縣學，除經義文章外，當增設格物、實學之科，砥礪心智，強健體魄；倡導師道尊嚴，更倡學子之自尊、自信、自強！務要培養出明是非、有擔當、胸襟開闊、體魄強健之新一代，使我大宋根基，永固於人心正道之上！”
聖旨一下，朝堂震動。皆知一場深遠的文化革新，即將以此為契機，席卷天下。而呂師囊，這位曾經的“叛軍軍師”，以其深厚的學養和一番金殿雄辯，不僅站穩了腳跟，更意外地成為了皇帝推行新政的一麵思想旗幟。命運之奇，莫過於此。
正是：
金殿宏論定綱常，杏壇新旨育龍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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