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斯塔神殿內，昔日隻聞聖火燃燒與聖女祈禱之聲的聖地，如今卻設下了一處臨時譯書院，也成為了幾位特殊人物商討國是的場所。克勞迪婭、呂師囊，甚至還有暫時“賦閒學習”的維吉爾，三人圍坐在一張堆滿書卷的石桌旁，話題正從翻譯《中庸》引申至一個更為具體而迫切的問題——羅馬婦女的教育。
維吉爾麵色依舊有些蒼白，但眼神恢複了以往的銳利，他率先開口，語氣帶著慣有的憂慮：“近年來羅馬世風日下，尤其是婦女德行，著實令人擔憂。隨著部分貴族婦女通過聯姻、繼承獲得些許財產與影響力，守貞、忠誠等傳統婦道便被拋諸腦後，奢侈、放蕩、乾預政務之風日盛。更可慮者，下層婦女竟也開始效仿此等不良習氣，不事生產，不敬夫主，家庭倫理蕩然無存！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他頓了頓，甚至帶著一絲罕見的讚賞道，“反觀那伊斯蘭教義，對婦女約束甚嚴，深閨製度雖顯苛刻，卻在一定程度上維係了家庭穩定與社會風化，未必全無可取之處。”
克勞迪婭聞言，秀眉微蹙。她如今已是元老，言談間自有了一番氣度，立即反駁道：“維吉爾大人此言，未免過於片麵且苛責。婦女失德，其根源在於毫無權利與保障，隻能依附於父權與夫權！若想真正改善風氣，首要之務乃是賦予下層婦女真正的公民權與政治權利，讓她們能夠獨立擁有、掌控和繼承家產，徹底擺脫隻能作為男子附庸的命運。唯有經濟獨立，方有人格獨立，方能談及其他道德約束。將問題簡單歸咎於婦女自身，並試圖以嚴法禁錮，無異於緣木求魚！”
兩人立場鮮明對立，目光同時轉向了呂師囊，想聽聽這位東方智者的看法。
呂師囊沉吟片刻，捋須道：“二位所言，皆有其理。然依我東方儒學之見，婦道之核心，非在禁錮，亦非在縱容，乃在於‘為母之道’。”他聲音溫和卻堅定，“女子的道德，歸根結底是成為一名合格母親的道德。此道德，一半源於天性中無私的母愛，另一半則端賴於後天之教育熏陶。”
他環視二人，繼續闡述：“試想，若一國女子，皆能明理、賢淑、堅韌、慈愛，通曉教養子女、持家理財之道，則其孕育之後代、經營之家庭，焉有不好之理？有賢母，方有賢子；有和睦之家，方有強盛之國。故女子教育，關乎國本未來，其重要性，不亞於男子。”
這番“為母之道”的理論，既強調了婦女的重要性，又將其角色定位在家庭內部，某種程度上調和了維吉爾的保守與克勞迪婭的激進。
維吉爾若有所思：“為母之道……若能使天下女子皆明此道，倒也不失為穩固根基之策。”克勞迪婭也微微點頭，雖覺呂師囊仍未能完全跳出“家庭角色”的局限，但至少肯定了婦女教育的極端重要性及其對國家的影響，這已是一大進步。
於是，在三人的激烈辯論與逐步妥協下，一份《羅馬帝國婦女教育計劃》的雛形漸漸形成。計劃主張設立公立女塾，招收各階層女子，教授內容包括：
·優生育兒：生理知識、產育保健、嬰幼兒撫育。
·家政管理：紡織縫紉、烹飪膳食、家居清潔、基本理財。
·基礎文化：讀寫算數、羅馬律法基礎、地理曆史常識。
·藝術陶冶：音樂、繪畫、詩歌鑒賞，以陶冶性情。
然而，當涉及到呂師囊格外強調的、源自東方的“婦德”具體內容時，爭論再起。呂師囊希望加入更多關於“三從四德”、“貞靜賢淑”、“敬順夫主”的詳細規範。
這一次，無論是克勞迪婭，還是暗中代表了尼祿意見擔心過於東方化引發抵觸）的維吉爾，都一致表示反對。
“呂先生，”克勞迪婭委婉卻堅定地說，“羅馬女子自有其熱情與勇敢的天性，並非人人皆需成為維斯塔貞女。教育旨在啟發智慧、培養能力，而非將每個姑娘都塑造成一模一樣的、沉默溫順的‘道德楷模’。”
維吉爾也難得地附和道：“過度強調外在德目約束，恐適得其反。隻需闡明為母之責與公民之責，具體言行，應留有餘地。”
呂師囊見二人態度堅決，且考慮到羅馬國情，也不再堅持。最終，計劃中關於“婦德”的部分被大幅刪改，隻保留了最基礎的“孝敬父母、愛護子女、勤勞持家、待人誠信”等普世性道德要求。
一份融合了東方重視母教、羅馬追求實用、以及些許女權萌芽的奇特教育計劃，就這樣在維斯塔神殿中誕生了。它或許不儘完美，卻標誌著羅馬社會在動蕩與反思中，開始嘗試以一種新的方式來看待和塑造它的另一半力量。而這份計劃的命運，又將如何在這古老的帝國中展開，仍是未知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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