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的教化之力，在海東省初見成效，如同一縷清風，暫時吹散了部分籠罩在民眾心頭的陰霾。然而，隨著實踐的深入，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逐漸浮現：音樂的創作與演奏，其感化人心的深度與廣度，終究與施予者和接受者雙方的“真誠”息息相關。藝術，終究是真誠土壤上綻放的花朵，若心田貧瘠，再優美的樂音也難紮根生長。
在這一認知的驅動下，理學大家朱熹親自動筆，傾注其對於“誠”這一儒家核心概念的深刻理解，創作了一首名為《誠者》的歌曲。其詞深邃，直指本體：
“誠者何也？天地之撰也，萬物之情也。日月環而無端，寒暑漸而無畛，神氣充於官骸而不著，生殺因其自致而不為，此天地之撰也。曼而不知止則厭，無端而投之則驚，前有所詘後有所申則疑，數見不鮮而屢溷之則怒。無可厭而後歆，無所驚而後適，無所疑而後信，無可怒而後喜。此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妙合，輯而已矣。”
誠是什麼呢？是天地運行的法則，是萬物固有的情理。日月循環沒有起點終點，寒暑更替沒有明顯界限，神氣充滿形體而不顯痕跡，生殺因其自身規律而非有意作為，這就是天地的法則。蔓延不止則會厭煩，無緣無故施加則會驚懼，前有壓抑後有伸張則會疑惑，常見不鮮而又屢次混雜則會惱怒。沒有可厭煩之後才會欣悅，沒有可驚懼之後才會安適，沒有可疑惑之後才會信任，沒有可惱怒之後才會喜悅。這就是萬物的情理。天地的妙合，在於和諧而已。）
這首《誠者》旨在闡述“誠”乃宇宙自然、真實無妄的本然狀態，是萬物和諧共處的基石。朱熹希望借此樂歌，引導人們回歸內心的真實與和諧，從而感應天地之正理。
此歌由大宋頂尖樂師精心譜曲、排練，先在汴京宮廷及各大州府演出。效果可謂震撼！大宋的士人與百姓，自幼浸潤於儒家文化，對“誠”之內涵心有戚戚。當那恢弘而莊嚴、仿佛與天地呼吸同頻的樂聲響起，歌詞中蘊含的宇宙觀與人生哲理，深深觸動了他們的心弦。聽眾或肅然動容，或潛然淚下，感受到一種與天道契合的精神洗禮。音樂於此，真正成為了載道之器，起到了陶冶心性、淨化靈魂的極致效果。
然而，當這支承載著至誠之理的《誠者》樂班，遠渡重洋，在海東省的定海城及各地巡演時，場麵雖依舊隆重，效果卻遠遜中原。
東瀛的民眾，無論是被迫歸化的“野人”，還是心存芥蒂的舊階層，他們聆聽這玄奧的歌詞與陌生的雅樂旋律，大多麵露茫然，或覺新奇，卻難以產生內心深處的情感共鳴。那闡述天地至理的“誠”，在他們聽來，過於抽象，遠不如一首描繪家鄉山水、訴說眼前悲歡的古老歌謠來得真切。樂師們縱然技藝超群，傾情演奏，但那份源於文化血脈深處的“真誠”底蘊，卻仿佛隔著無形的壁壘，難以精準傳遞到另一片文化土壤的心靈中。
這一鮮明對比，讓吳用與前線官員們深刻認識到：禮樂源於發自內心的愛與敬，此乃“誠”之底蘊。對於海東民眾而言，大宋所帶來的“禮”製度規範）與“樂”雅正音樂），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外部的、強加的秩序與美感，尚未能內化為他們自身文化血脈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尚未能激發其源自生命本真的“愛與敬”。因此，禮樂的教化功能，在此地便大打折扣。
朱熹在接到吳用的詳細報告後，亦是喟然長歎。他回信寫道：“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樂之感人也，非以口耳之接己也，乃以其至誠之動己也。今海東之民，其心未與我同，其情未與我通，雖奏以《鹹》、《韶》，彼亦若聞鄭衛之音耳。非樂之不美，乃誠未至也。此非一日之功，需待其生養漸遂，教化日深，與我華夏之民共飲一江水，同耕一方田，日久情生，由情生敬，由敬生愛，而後禮樂方能有其紮根之土，‘誠’之種子方能於其心田萌發。”
他明確指出，問題的核心在於文化認同與情感共鳴的缺失。東瀛百姓中，能真正領悟並感通於這源自中原核心文化的“至誠”之音的，寥寥無幾。
此番實踐，如同一盆冷水，讓沉浸在音樂初步成功喜悅中的大宋統治階層清醒過來。他們意識到，文化的深度融合與心靈的真正皈依，遠比製度的建立和表麵的馴服更為艱難。音樂的力量固然偉大，但它需要“真誠”的土壤。如何在這片異質的土地上，培育出能與大宋禮樂產生共鳴的“真誠”底蘊，如何讓“仁”與“禮”從外在規範轉化為內在需求，成為擺在他們麵前的一個更為深遠、也更具挑戰性的課題。東瀛的教化之路，在音樂的試煉後，步入了一個需要更多耐心、智慧與時間來浸潤的漫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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