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元年辛醜，公元前140年）冬天十月，漢武帝下詔書，讓各地舉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的人才。漢武帝親自以古今治理國家的道理為題目進行策問，參與應答的有一百多人。廣川人董仲舒回答說：
“所謂‘道’，就是通向治理國家正確道路的途徑，仁、義、禮、樂，都是實現‘道’的工具。所以聖明的君王去世後，他的子孫能長久統治，國家安寧數百年，這都是禮樂教化的功勞。君主沒有不希望國家安定長存的，但政治混亂、國家危亡的情況卻很多，原因就在於任用的人不合適，推行的方法不正確，所以國家政事才一天天衰敗滅亡。周朝的治國之道在周幽王、周厲王時期衰落，不是因為‘道’不存在了，而是幽王、厲王不遵循‘道’。到了周宣王，追思先王的德行，振興衰微、彌補弊端，光大周文王、周武王的功業，周朝的治國之道才又燦爛複興，這是他日夜不懈施行善政的結果。
孔子說：‘人能弘揚道，而不是道弘揚人。’所以國家的治亂興亡取決於君主自身，如果君主所秉持的治國理念荒謬錯誤，就會失去統治的根本，這不是上天賜予的命運無法改變，而是自身行為導致的。做君主的，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從而端正朝廷風氣；端正了朝廷風氣，才能端正百官的行為；百官行為端正了，才能引導萬民端正；萬民端正了，四方邊境也會隨之端正。四方都端正了，遠近就沒有人敢不遵循正道，也不會有邪氣作奸犯科，這樣陰陽就能協調，風雨按時而至，萬物和諧，百姓繁衍，各種福瑞吉祥的事物都會到來，王道也就實現了！孔子曾感歎：‘鳳鳥不來，黃河不出圖，我的主張大概無法實現了！’他悲傷的是這些祥瑞本可以出現，卻因為自己地位卑賤而無法促成。如今陛下貴為天子，擁有四海，處於能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著能實現王道的權勢，又具備相應的資質；品行高尚、恩澤深厚，智慧明達、心意美好，愛護百姓又喜好賢才，可以說是有道義的君主。然而天地沒有感應，美好的祥瑞也沒有到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教化沒有確立，百姓的思想行為沒有得到正確引導。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如果不用教化來做堤防，就無法阻止。古代的君王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統治天下時，無不把教化作為首要任務。在國都設立太學來教育學生，在地方設立庠序來感化百姓，用仁愛來熏陶百姓，用道義來感染百姓，用禮儀來節製百姓，所以當時刑罰很輕，卻沒人犯法，這就是教化施行、風俗美好的結果。聖明的君王在亂世之後執政，會掃除舊有的弊端，重新建立和弘揚教化；等到教化昌明，良好的習俗形成，子孫後代遵循下去，國家五六百年都不會衰敗。秦朝拋棄古代聖賢的治國之道，采用苟且的統治方法，所以隻存在了十四年就滅亡了，它遺留的惡劣影響至今還沒消除，社會風俗淺薄惡劣，百姓囂張頑固，違法亂紀的情況十分嚴重。打個比方：琴瑟的弦音不協調，嚴重時就必須把弦解下來重新安裝調試，才能彈奏；治理國家如果政令行不通，嚴重時就必須變革教化，才能治理好。所以漢朝建立以來，一直想把國家治理好，但至今沒能實現，就是因為該變革教化的時候沒有變革。
“我聽說聖明的君王治理天下，讓百姓在年少時學習知識，長大後根據才能授予官職，用爵祿培養他們的品德，用刑罰威懾他們的惡行，所以百姓明白禮義，以觸犯君主為恥。周武王推行大義，平定殘暴的商紂王，周公製作禮樂來修飾太平盛世；到了周成王、周康王時期，監獄空了四十多年，這就是教化逐漸推行、仁義傳播的結果，並非僅僅依靠刑罰懲處的效果。秦朝卻不是這樣，它以申不害、商鞅的法令為師，推行韓非的學說，憎惡古代帝王的治國之道，把貪婪殘暴當作習俗，隻追求名聲而不考察實際情況，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免於刑罰，做壞事的人也未必會受到懲處。所以百官都用虛假的言辭粉飾太平，不做實事，表麵上有侍奉君主的禮節，內心卻有背叛之意，偽造事實、弄虛作假，追逐利益、毫無廉恥，因此受刑的人很多，死人隨處可見，但奸邪之事卻無法止息，這都是風俗教化造成的。如今陛下擁有天下，百姓無不臣服，但陛下的功德卻沒有施加到百姓身上，大概是陛下還沒有真正用心去做。《曾子》說：‘尊重自己所聽到的道理，就能變得高明；踐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能發揚光大。’高明光大，不在於彆的，就在於用心去做。希望陛下能踐行所聽到的道理，內心真誠並努力施行，那麼陛下與古代的三王又有什麼不同呢！
不培養人才卻想尋求賢能之士，就好比不雕琢玉石卻想得到精美的花紋。所以培養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興辦太學，太學是賢才的來源，也是教化的根本。如今以一個郡、一個封國的眾多人口來應答策問，卻沒有符合要求的人，這說明王道在很多地方已經斷絕了。我希望陛下興辦太學，設置賢明的老師，來培養天下的人才，經常考核他們，讓他們充分發揮才能，這樣就可以得到傑出的人才。現在的郡守、縣令，是百姓的表率，是朝廷派去傳承教化的人；如果這些表率不賢能，君主的德行就無法宣揚，恩澤也不能流傳。如今有些官吏不在下麵進行教育引導，有的甚至不執行朝廷的法令，暴虐地對待百姓，與奸邪之人勾結謀取私利，致使貧窮孤弱的百姓含冤受苦，失去生計，這與陛下的心意嚴重不符；所以陰陽失調，不祥之氣充滿天地，萬物不能順利生長，百姓生活困苦，這都是地方長官不賢明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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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長官大多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員的子弟，選拔郎吏又以家庭財富為標準，這樣選出來的人不一定賢能。而且古代所說的功勞，是以擔任官職稱職程度來區分，而不是看任職時間長短；所以才能小的人，即使任職時間長，也仍然擔任小官，賢能的人即使任職時間短，也不妨礙擔任輔佐之職，因此官吏們都竭儘全力，專心處理政務來建立功績。現在卻不是這樣，靠熬時間來獲取顯貴地位，靠長久任職來升官，這就導致廉恥觀念混亂，賢能和不賢能的人混雜在一起，無法選拔出真正的人才。我認為應該讓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員各自選拔他們轄下賢能的官吏和百姓，每年向朝廷推薦兩人，讓他們擔任宮廷宿衛，這樣還可以考察大臣們發現人才的能力；推薦賢能的人給予獎賞，推薦不賢能的人加以懲罰。這樣一來，二千石的官吏都會儘心竭力地尋求賢才，天下的賢士就都能被朝廷任用。如果能得到天下所有的賢人，那麼成就三王那樣的盛世就容易了，陛下也能與堯、舜那樣的聖君齊名。選拔人才不要隻看任職時間長短，要以實際考察賢能為主，根據才能授予官職，根據品德確定職位，這樣就能使廉潔和恥辱區分開來，賢能和不賢能的人各居其位！
“我聽說積少成多，積小成大，所以聖人都是從細微之處做起，才變得聖明顯赫；就像堯從諸侯中崛起，舜在深山中興起，他們不是一下子就聲名顯赫的，而是逐漸積累的結果。言論一旦說出口，就無法再堵塞；行為一旦做出，就無法再掩蓋；言行是治理國家的大事，君子的言行足以感動天地。所以能做好小事才能成就大事，能謹慎對待細微之處才能彰顯卓越；自身積累善行，就像太陽逐漸升高，人們卻察覺不到；自身積累惡行，就像火燃燒油脂，人們也看不見；這就是唐堯、虞舜能獲得美好名聲，而夏桀、商紂令人感到可悲可怕的原因。
使人快樂而不致混亂，反複遵循而不會厭倦的，就是‘道’。‘道’是萬世都不會有弊端的；出現弊端，是因為背離了‘道’。先王的治國之道，必定有偏頗不能施行的地方，所以政令會有昏暗不明、無法推行的情況，這時就需要用它的另一麵來彌補弊端。夏、商、周三代的治國之道，所依據的原則不同，並非相互矛盾，而是為了挽救流弊、扶持衰微，是因為他們所遭遇的情況不同。所以孔子說：‘無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舜隻是更改曆法，變換衣服顏色，來順應天命罷了；其餘的都遵循堯的治國之道，為什麼要更改呢！所以君主雖然有改變製度的名義，實際上並沒有改變‘道’的實質。然而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恭敬，周朝崇尚禮儀，這是因為他們要補救前代的缺失，所以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孔子說：‘商朝繼承了夏朝的禮儀製度，所廢除和增加的內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繼承了商朝的禮儀製度，所廢除和增加的內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將來如果有繼承周朝的朝代，即使經過一百代，它的禮儀製度也是可以推知的。’這是說曆代君王的治國之道，都離不開忠厚、恭敬、禮儀這三個方麵。夏朝繼承了虞朝的製度，孔子唯獨沒有說夏朝對虞朝製度有什麼增減，是因為它們的治國之道是一致的，所崇尚的原則也是相同的。‘道’的根本來源於天，天不變，‘道’也就不變，所以夏禹繼承虞舜，虞舜繼承唐堯，三位聖君相互傳承並堅守同一‘道’，沒有補救弊端的政令，所以孔子不說他們對製度有什麼增減。由此看來，繼承太平盛世的朝代，治國之道是相同的；繼承亂世的朝代，治國之道就要改變。
建元元年辛醜，公元前140年），冬天十月，漢武帝下詔書，要各地舉薦賢良方正、能直言進諫的人才。漢武帝親自出題，詢問古今治理國家的方法，一百多人參與應答。廣川人董仲舒回答說：
“‘道’是通向國家大治的道路，仁、義、禮、樂都是實現‘道’的工具。以前聖明君主去世後，他們的子孫能讓國家長治久安幾百年，靠的就是禮樂教化。君主都希望國家安定，可為啥很多國家還是政治混亂甚至滅亡呢？因為用人不當，治國方法也不對頭。周朝的治國之道在幽王、厲王時衰落，不是‘道’沒了，而是他們不按‘道’行事。到了宣王，恢複先王美德，周朝才又興盛起來，這是堅持行善的結果。
孔子說‘人能弘揚道，不是道弘揚人’，國家興衰關鍵在君主自己，要是君主做事違背常理，就會失去治國根本，這可不是天命不可違。做君主的，得先端正自己，然後才能端正朝廷風氣、百官行為，進而讓百姓和四方都走上正道。做到這些，陰陽調和，風調雨順，萬物和諧，百姓富足，各種祥瑞都會到來，王道也就實現了。孔子曾感歎鳳鳥不至、河圖不出，遺憾自己地位低，無法實現理想。陛下貴為天子，有地位、有權勢、有能力，品德高尚又愛護百姓，算得上有道義的君主，可為啥還沒出現祥瑞呢？因為教化沒做好，百姓思想行為沒被引導好。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不用教化來約束根本不行。古代君王明白這點，所以重視教化，在國都辦太學，在地方設學校，用仁、義、禮來教導百姓，這樣刑罰輕，犯罪的人卻很少，就是因為教化起作用，風俗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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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拋棄聖賢之道，搞苟且的統治，十四年就亡了，它留下的壞影響到現在還在，社會風氣差，百姓愛鬨事。這就像琴瑟弦音不準，得重新調弦才能彈奏；治國也是，政令不通就得變革教化。漢朝建立後一直想把國家治理好，但效果不好，就是因為該變革的時候沒變革。
聖王治理天下，讓人從小學習，長大後按才能授官，用爵祿培養品德，用刑罰震懾惡行，所以百姓懂禮義，以觸犯君主為恥。周武王行大義滅商，周公製禮樂，到了成康時期，監獄空了四十多年，這是教化和仁義的力量，不隻是刑罰的作用。秦朝就不一樣，學申不害、商鞅的法家那套，行韓非的學說，厭惡帝王正道，把貪婪當風俗，隻看表麵不看實際，做好事不一定免罪，做壞事不一定受罰，所以百官都愛說假話，表麵一套背後一套，造假謀利毫無廉恥，受刑死人的多，但奸邪之事卻止不住，這都是風俗壞造成的。現在陛下統一天下，百姓都臣服，可百姓沒得到什麼好處，大概是陛下還沒真正用心。《曾子》說尊重所學、踐行所知就能進步，陛下要是能真心踐行這些道理，和古代聖王也沒差彆了。
不培養人才卻想找賢能之人，就像不雕琢玉石卻想要花紋。培養人才最重要的是辦太學，它是賢才的源頭，教化的根本。現在一個郡、一個封國那麼多人，卻找不到幾個符合要求的人才，說明王道在很多地方都斷了。希望陛下興辦太學，請好老師，多考核，這樣就能得到傑出人才。郡守、縣令是百姓的表率，負責傳達朝廷教化，如果他們不賢能，君主的德行就傳不下去，恩澤也到不了百姓那裡。現在有些官吏不教化百姓，還不執行朝廷法令，欺壓百姓，和奸人勾結，害得窮人和弱者含冤受屈，這和陛下心意不符。所以陰陽失調，災禍不斷，百姓困苦，都是這些官吏不稱職導致的。
現在的官吏很多出自官員子弟，選郎吏還看出身財富，這樣選出來的不一定賢能。古代論功勞看是否稱職，不看出任時間，所以才能小的一直做小官，賢能的很快就能得到重用，官吏們也都努力做事建功。現在卻隻看出任時間，靠熬資曆升官，導致廉恥不分，賢愚混雜。我覺得應該讓列侯、郡守每年各推薦兩名賢才到朝廷做宿衛，推薦得好有賞，推薦不好受罰，這樣大家都會用心找人才，天下賢士都能為朝廷所用。得到賢才，成就三王那樣的盛世就容易了，陛下也能和堯舜齊名。選拔人才彆隻看時間，要重實際才能，按能力授官、按品德定職位，這樣就能區分賢愚。
小事能積累成大事，細微處能彰顯卓越。言論說出就收不回，行為做出就藏不住，言行對治國很重要。積累善行不知不覺就會進步，積累惡行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生，這就是堯舜能留美名，桀紂讓人唾棄的原因。
讓人快樂又不混亂，反複遵循也不厭倦的就是‘道’，‘道’永遠不會有問題，出問題是因為背離了‘道’。先王之道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有時政令推行不下去，這時就需要彌補不足。夏、商、周三代治國之道不同，不是互相矛盾，而是為了挽救前朝弊端，順應當時形勢。孔子說舜無為而治，其實舜隻是改了曆法、換了服色順應天命，其他還是遵循堯的做法。所以君主雖然會改革製度，但‘道’的本質不會變。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恭敬，周朝崇尚禮儀，這是為了補救前代不足。孔子說後代能知道前代禮儀的增減，就是因為曆代治國都離不開這三個方麵。夏朝繼承虞朝，孔子沒說有什麼增減，是因為它們本質相同。‘道’源於天，天不變，‘道’也不變，所以禹、舜、堯傳承的‘道’是一樣的，不需要補救，孔子才不說他們對製度的改變。由此可見，繼承太平盛世，治國之道不用變；繼承亂世，就需要變革。
現在漢朝剛結束亂世，應該減少周朝繁瑣的禮儀，學習夏朝的忠厚。古今都是天下，為啥差距這麼大呢？是哪裡違背了古代治國之道，不符合天理嗎？上天給萬物都有安排，給了牙齒就不給犄角，給了翅膀就隻給兩隻腳，這是說得到多的就不能再要少的。古代拿俸祿的人，不靠體力勞動和經商獲利，也是這個道理。要是既拿得多又想占小便宜，上天都滿足不了，何況人呢！這就是百姓總抱怨不夠用的原因。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厚祿的人，還利用富貴和百姓爭利，百姓怎麼能承受呢？百姓越來越窮，富人卻奢侈浪費，窮人走投無路，生活沒盼頭就容易犯罪，這就是刑罰越來越多，奸邪卻止不住的原因。官員是百姓效仿的對象，要是官員做百姓做的事，追求財利，怎麼行呢？追求財利是百姓的想法，追求仁義、教化百姓才是官員該做的。《易經》說‘背著東西乘車，會招來強盜’，乘車是君子的事，背東西是百姓的事，說的就是身居高位卻做百姓之事，肯定會招來災禍。要想做君子該做的事，看看魯國丞相公儀休的做法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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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強調的大一統，是天地常理、古今通義。現在各家學說不同，思想混亂，朝廷沒法統一思想，製度變來變去，百姓都不知道該遵守什麼。我認為，凡是不屬於六藝和孔子學說的，都應該禁止，不讓它們和儒家學說一起發展，這樣就能統一思想、明確法度，百姓也知道該怎麼做了。”
漢武帝覺得董仲舒說得好，讓他做了江都相。會稽的莊助也因賢良對策出色，被漢武帝提拔為中大夫。丞相衛綰上奏說：“這次舉薦的賢良中，有些推崇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學說，這些學說會擾亂國政，建議都不用他們。”漢武帝同意了。董仲舒年輕時研究《春秋》，漢景帝時做博士，言行舉止都符合禮儀，學生們都很尊敬他。做江都相後，輔佐易王。易王是漢武帝的哥哥，一向驕橫好勇，但董仲舒用禮義規範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仲舒。
這一年春天二月，朝廷大赦天下。還開始鑄造三銖錢流通。夏天六月，丞相衛綰被免職。丙寅日，漢武帝任命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漢武帝向來喜歡儒家學說，竇嬰和田蚡也都愛好儒學，他們推薦代人趙綰做禦史大夫，蘭陵人王臧做郎中令。趙綰奏請修建明堂，用來讓諸侯朝見天子，還推薦了自己的老師申公。秋天，漢武帝派人拿著束帛、玉璧，駕著四匹馬拉的安車去迎接申公。申公到了京城，漢武帝詢問治國安邦的方法。申公八十多歲了，隻說：“治理國家不在於話說得多，關鍵是要切實去做。”當時漢武帝正喜歡文章辭藻，聽了申公的回答，沒說什麼，但既然把人請來了，就任命申公為太中大夫，讓他住在魯王的官邸，一起商議修建明堂、天子巡視、修改曆法、確定服色等事情。
這一年，內史寧成犯罪，被處以髡鉗之刑剃光頭發、鐵圈束頸）。
建元二年壬寅，公元前139年），冬天十月，淮南王劉安來京城朝見漢武帝。漢武帝因為劉安是長輩，又有才華，非常敬重他，每次設宴接見，兩人交談都到天黑才結束。
劉安向來和武安侯田蚡交好，他來京城時，田蚡到霸上迎接，對他說：“皇上還沒立太子，您是高皇帝的親孫子，又行仁義，天下人都知道。要是皇上哪天去世，除了您還能立誰為帝呢！”劉安聽了十分高興，送給田蚡很多金錢財物。
太皇竇太後喜歡黃帝、老子的學說，不喜歡儒家學說。趙綰奏請漢武帝，以後政事不用向竇太後報告。竇太後大怒，說：“這是想再出現新垣平那樣的人嗎！”她暗中查出趙綰、王臧謀取私利的事，責備漢武帝。漢武帝隻好廢除修建明堂的事，之前推行的一係列新政也都被廢止。趙綰、王臧被交給官吏處置，兩人都自殺了。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也被免職，申公因病免職回家。
當初，漢景帝因為太子太傅石奮和他的四個兒子都做到二千石的官職，就把石家稱為“萬石君”。石奮沒什麼學問，但恭敬謹慎無人能比。子孫做小吏回家拜見他，他一定穿著朝服接見，不直呼其名。子孫犯了錯，他不直接責罵，而是坐在側室，對著餐桌不吃飯。然後子孫們互相責備，由長輩帶著，袒露上身去謝罪，保證改正，他才原諒。已成年的子孫在身邊，就算是在家閒坐，他也一定戴著帽子。他守喪時，非常哀痛。子孫們遵循他的教導，都以孝順謹慎在各郡國聞名。趙綰、王臧因儒學獲罪後，竇太後認為儒者言辭多、實際行動少，而石家不說話卻能身體力行，於是任命石奮的長子石建為郎中令，小兒子石慶為內史。石建在漢武帝身邊，有話要說時，會找沒人的時候暢所欲言，言辭懇切；但在朝廷上，卻好像不會說話一樣，漢武帝因此親近他。石慶曾做太仆，為漢武帝駕車出行，漢武帝問車上有幾匹馬，石慶用馬鞭一匹一匹數完，才舉手說：“六匹馬。”石慶在石家兄弟中算是最簡略的了。
竇嬰、田蚡被免職後，以列侯身份在家閒居。田蚡雖然沒了官職，但因為王太後的緣故，依然受漢武帝親近寵幸，他多次議論政事，大多都有效果。那些趨炎附勢的官吏，都離開竇嬰，投奔到田蚡門下，田蚡也越來越驕橫。
這一年春天二月丙戌初一，發生日食。三月乙未日，漢武帝任命太常柏至侯許昌為丞相。
當初，堂邑侯陳午娶了漢武帝的姑姑館陶公主劉嫖。漢武帝能當上太子，劉嫖出了不少力，她把女兒嫁給漢武帝做太子妃，漢武帝即位後，太子妃成了陳皇後。劉嫖自恃有功，不斷向漢武帝索取，漢武帝很厭煩。陳皇後驕橫善妒，獨占寵愛卻一直沒孩子，她花了九千萬錢請醫生，想生個孩子，可始終沒能如願。她也漸漸失寵。皇太後對漢武帝說：“你剛即位，大臣還沒完全信服你，就急著修建明堂，太皇太後已經生氣了。現在又得罪長公主，肯定會惹來更大的麻煩。女人都喜歡聽好話，你要多注意啊！”於是漢武帝又對劉嫖和陳皇後稍微好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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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到霸上舉行除災求福的祭祀儀式，回來時順路去看望姐姐平陽公主，喜歡上了平陽公主家的歌女衛子夫。衛子夫的母親衛媼是平陽公主家的奴仆。平陽公主就把衛子夫送進宮中，衛子夫越來越受寵愛。陳皇後聽說後，又氣又恨，好幾次氣得差點死去，漢武帝也更加生氣。
衛子夫的同母弟弟衛青，父親鄭季本是平陽縣的小吏，在平陽侯家做事時，和衛媼私通生下衛青，衛青就隨了衛姓。衛青長大後，成了平陽侯家的騎奴。劉嫖派人囚禁衛青，想殺了他，衛青的朋友騎郎公孫敖帶著壯士把他救了出來。漢武帝聽說後，召衛青做建章監、侍中，短短幾天就賞賜了他千金。不久後，衛子夫被封為夫人，衛青做了太中大夫。
夏天四月，出現了像太陽一樣的星星，在夜裡出現。這一年，開始設置茂陵邑。
當時大臣們很多都認為晁錯削藩的策略是對的，他們一心打壓諸侯王，多次上奏揭發諸侯王的過錯，故意挑毛病，還拷打諸侯王的臣子，讓他們指證自己的君主。諸侯王們都又悲傷又怨恨。
建元三年癸卯，公元前138年），冬天十月，代王劉登、長沙王劉發、中山王劉勝、濟川王劉明來京城朝見漢武帝。漢武帝設宴款待，劉勝聽到音樂聲就哭了起來。漢武帝問他原因，劉勝回答說：“悲傷的人禁不住哀歎，憂心的人止不住歎息。我心裡憋悶很久了，每當聽到微妙的音樂，就忍不住淚流滿麵。我有幸作為皇室宗親，在東方做藩王，還是陛下的兄長。可現在那些大臣和我們沒有絲毫血緣關係，卻聚在一起結黨議論，互相包庇，排擠皇室宗親，讓親人之間變得冷漠，我心裡實在難過！”接著，劉勝把官吏侵辱諸侯王的事一一告訴了漢武帝。於是漢武帝增加了對諸侯的禮遇，減少了有關部門上奏的諸侯之事，更加重視親族之間的情誼。
黃河水在平原郡泛濫，引發嚴重饑荒，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劇。秋天七月，西北天空出現彗星，這在當時被視為不祥之兆。
濟川王劉明因為殺害中傅，被廢除王位，流放到房陵。
當初七國之亂失敗後，吳王的兒子劉駒逃到閩越，他怨恨東甌國殺了自己的父親，便不斷勸說閩越攻打東甌。閩越聽從了他的建議，發兵包圍東甌，東甌派人向漢武帝告急。漢武帝詢問田蚡的意見，田蚡說：“越人之間相互攻打是常有的事，而且他們反複無常，從秦朝時就被拋棄，不屬於中原管轄，不值得讓我們勞師動眾去救援。”莊助則說：“就怕我們沒能力救援，或者恩德覆蓋不到。要是有能力，為什麼要拋棄他們？再說秦朝連鹹陽都放棄了，何止是放棄越地！現在小國因走投無路來求救，天子不救，他們還能去哪裡求助？又怎麼能做萬國之主呢？”漢武帝說：“太尉田蚡）的意見不值得商量。我剛即位，不想拿出虎符從郡國調兵。”於是派莊助拿著符節到會稽郡調兵。會稽太守想按規定拒絕發兵，莊助就殺了一名司馬，向眾人說明皇帝的旨意，這才發兵渡海救援東甌。援軍還沒到，閩越就撤兵了。東甌請求全國內遷，於是他們全體民眾都遷到了長江、淮河之間。
九月丙子日是月底，發生日食。
漢武帝自即位以來，就招攬天下有文學才能和智慧的人，給予破格提拔。各地士人紛紛上書議論國家得失，自我推薦的人數以千計。漢武帝選拔出其中傑出的人加以寵信任用。莊助是最先被提拔的，後來又得到吳地的朱買臣、趙地的吾丘壽王、蜀地的司馬相如、平原的東方朔、吳地的枚皋、濟南的終軍等人，讓他們陪伴在身邊。漢武帝常讓他們與大臣辯論，用義理文章相互應答，大臣們多次被駁倒。不過司馬相如隻是憑借辭賦受寵；東方朔、枚皋說話不依據常理，喜歡詼諧幽默，漢武帝把他們當作逗樂的俳優看待，雖然多次賞賜，但始終不委以重任。東方朔也會觀察漢武帝的臉色，時不時直言進諫，對朝政也有所補益。
這一年，漢武帝開始微服出行，向北到池陽，向西到黃山，向南在長楊打獵，向東到宜春遊玩，他和擅長騎馬射箭的侍從在殿門約定會合。常常夜裡出發，自稱是平陽侯；天亮後，進入南山腳下，射殺鹿、豬、狐狸、兔子，縱馬奔馳在莊稼地裡，百姓們都大聲呼喊、咒罵。鄠縣和杜縣的縣令想逮捕這些人，漢武帝的隨從拿出皇帝專用的物品，才得以脫身。又有一次，漢武帝夜裡到了伯穀，投宿在旅店，向店主討水喝，店主說：“沒有水，隻有尿！”還懷疑漢武帝是強盜，召集一幫年輕人想攻打他們。店主的妻子看漢武帝的模樣覺得他不是普通人，就阻止丈夫說：“這位客人不是一般人，而且還有防備，不能打他的主意。”丈夫不聽，妻子就給丈夫灌酒，等他喝醉後綁了起來，那些年輕人也都散去了。店主的妻子殺雞做飯向客人賠罪。第二天，漢武帝回宮後，召見這位婦人，賞賜她千金，還任命她的丈夫為羽林郎。後來，漢武帝還私下設置了更衣之處，從宣曲以南有十二處，夜裡就投宿在長楊宮、五柞宮等宮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