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悅的終端提示音還在耳邊響著，一聲接一聲，像小針一樣紮進耳朵裡。我站在原地，動都不敢動，腦袋嗡嗡的，好像有無數隻蜜蜂在裡麵飛來飛去。外麵天還沒完全亮，灰蒙蒙的雲壓得很低，整座城市還睡著，可我的心早就沉到了冰窟窿裡。
徐文芳——這個名字一冒出來，就像一塊冰冷的大石頭砸進心裡，激起的不是水花，是層層疊疊的疼。她不是什麼編號，也不是檔案上冷冰冰的一行字。她是活生生的人啊！是每天早上五點半就起床給孩子做早飯的媽媽，是在社區做誌願活動從不缺席的鄰居，是電話一直沒注銷、家裡還有人等著她回家的女兒。
可是這三年，誰在找她？
沒人報警，沒人報案，連一張尋人啟事都沒有。她的消失悄無聲息，就像一滴水掉進沙漠，連個印子都沒留下。我們還是破案時，在周雄那個可怕的實驗記錄裡發現了她的名字，旁邊寫著“z1”，一個代號，背後卻是一個被全世界遺忘的女人。
我慢慢轉過身，腳步沉重地走到白板前。牆上貼滿了照片、時間線、地圖標記，紅藍箭頭交錯成網，像一張密不透風的蛛網。我在“z1”旁邊，用黑色記號筆寫下三個字：“徐文芳”。筆尖劃過白板，發出刺啦一聲，像是撕開了陳年舊傷。
趙勇站在我身後，一句話也沒說，但呼吸變得很重，胸口一起一伏。他平時就話少，可這次的沉默不一樣，裡麵藏著火，一股憋了太久終於要爆發的怒火。李悅摘下耳機，手指停在鍵盤上，微微發抖，好像再按一下就會驚醒什麼不該醒的東西——也許是良心，也許是愧疚。
“我們抓了周雄，毀了實驗室。”我開口，聲音不大，卻像塊鐵扔進了死水，“可隻要還有人在黑暗裡爬行，這種事就不會結束。”
屋裡一下子安靜了。趙勇走過來，站到我身邊，盯著白板上那條從“失業”開始一路滑向“失蹤”的斜線。那是徐文芳的人生軌跡，也是其他六個受害者的共同命運。每一步都看起來平平常常：丟了工作、斷了醫保、搬出租屋、睡橋洞、漸漸失聯……可就是這些沒人注意的小事，一步步把他們推進深淵。
“你說得對。”趙勇低聲說，“他們不是自己走進去的，是被人推下去的。推他們的人，也許不是一個壞蛋，而是那些裝作看不見的眼睛，是那些本該伸手拉一把卻轉身走開的製度漏洞。”
“問題是，”李悅輕聲問，“我們能救下一個嗎？”
我沒說話。這個問題太沉了，沉得不是我們三個人在會議室就能回答的。它不該隻屬於警察係統，不該隻寫在結案報告裡。它應該出現在政策文件裡，貼在街道辦的公告欄上，掛在每個社區服務中心的牆上，成為救助站表格的第一行問題：“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領補助？有沒有地方住？有沒有人能聯係到您？”
我放下筆，看著白板上那些名字和時間連成的線，突然明白了：這些人不是突然消失的。他們的墜落是有預兆的，是一場緩慢又無聲的死亡。失業、斷保、流浪、失聯……每一步都踩在社會係統的縫隙上。沒人發現他們不見了，因為他們本來就不在彆人的視線裡。他們是“看不見的人”。
“我們不能隻破案。”我說，語氣比剛才堅定多了，“我們要讓這個係統重新看見他們。”
趙勇皺眉：“怎麼見？我們又不是民政局的，也不是社保局的。調數據要審批，建機製要協調十幾個部門，光一個接口就能卡你半年。”
“那就搭個橋。”我轉過身麵對他們，認真地看著兩人，“做一個預警機製。不是等他們失蹤了再去查，而是在他們快要撐不住的時候，有人能及時伸出手。”
李悅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像黑夜裡閃出一顆火星。“我可以做個模型！”她說完立刻坐回電腦前，動作利索得不像熬了一夜的人。她調出六名受害者的資料，屏幕分成幾塊：低保發放記錄、醫院急診流浪病人台賬、救助站近三年進出登記……她的手指在鍵盤上飛快敲擊，嘴裡念叨著參數：“連續三個月沒領補助、沒固定住所、露宿公園或車站超過五次、有精神類疾病就診史但沒繼續治療……這些算一級風險指標。”
“再加上腦波異常值？”趙勇試探著問。
“不行。”李悅搖頭，“普通人哪來的腦波數據？我們隻能靠行為判斷。如果一個人同時滿足三項以上高危特征，就標記為潛在目標。”
“然後呢？”趙勇看向我。
“係統自動推送信息給轄區派出所。”我接過話，“片警上門核實情況，確認後幫忙申請臨時安置，必要時聯係心理乾預。哪怕隻是送一床被子，也能讓他知道，還有人在乎他。”
趙勇沉默了幾秒，突然抓起外套：“我現在就去民政局。”
“乾嘛去？”我問。
“調近三年所有救助站的登記名單。”他拉開門，語氣堅決，“光有想法沒用，得有人去對接。不然再好的計劃也落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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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關上了。我走到窗邊。天已經亮了，樓下的警車來回穿梭，同事們陸續上班，有的打著哈欠，有的拎著早餐匆匆走過。生活照常運轉，像一台不停歇的機器。可我知道，有些裂痕正在被修補，有些曾經被忽略的聲音，正一點點浮出水麵。
李悅還在調試程序。她把五個指標整合成一個評分係統，取名叫“脆弱指數”。當某個人的風險值超標時，係統會生成一條預警通知，包含最後出現地點、外貌特征和相關記錄。她做了模擬測試，輸入曆史數據跑了一遍。
“第一批數據跑通了。”她抬頭看我，聲音帶著疲憊裡的興奮，“模擬結果顯示，全市目前有四十七人符合高危標準，分布在八個城區。”
我盯著那個數字，心揪緊了。四十七個可能正在崩潰邊緣的人，就在我們眼皮底下，在城市的角落，在監控看不到的地方，在淩晨三點的橋洞下瑟瑟發抖。他們不是壞人，不是危險分子，隻是被生活壓垮的普通人。如果我們不做點什麼，他們中的某一個，很快就會變成下一個“z1”，連名字都不會留下。
半小時後，趙勇回來了，懷裡抱著一個舊舊的牛皮紙袋，邊角都磨破了，紙麵發黃，折痕快裂開。
“拿到了。”他把袋子放在桌上，喘了口氣，“老城區三個救助站的完整登記表，還有部分巡查記錄。一開始他們不肯給，說這不是警方職責。”
“你怎麼說的？”我問。
“我把z1的生存軌跡圖攤在他們桌上。”趙勇冷笑，“我說，這個人三個月前還在領救助餐，兩個月後就被綁進實驗室切開腦子。你們覺得，他當初來登記的時候，算不算‘我們的事’？”
他頓了頓，聲音低了些：“後來他們沒再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