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悅馬上接過文件開始掃描錄入。我把那份“脆弱指數”草案打印出來，貼在白板最顯眼的位置。標題寫著：“高風險流浪人員動態監測機製試行）”。下麵列出了五項核心指標、響應流程、責任分工和試點區域。
“明天總結會上，我要提這個。”我說。
“鄭銘那邊……”李悅猶豫了一下，還是說了，“他知道我們在搞這個嗎？”
鄭銘是分管副局長，做事講究規矩，對創新一向持保留態度，尤其討厭“越界操作”。
“不管他怎麼想。”我打斷她，“這事不能再拖。我們已經有證據證明，這些人不是隨機受害，而是被精準挑選的。周雄團隊有一套篩選標準：孤立無援、社會關係斷裂、長期脫離公共視線。他們專挑‘不會被人找’的人下手。如果我們現在不做點什麼，下一個徐文芳，可能連名字都不會留下。”
李悅點點頭，繼續埋頭工作。她的屏幕上，第一份正式預警報告正在生成。姓名欄寫著“未知”，性彆男，年齡約三十八歲，最後一次出現在城西立交橋下監控中，穿得很單薄，動作遲緩，翻垃圾桶找吃的。係統標注：風險等級——一級；建議處置方式——立即核查並提供臨時安置。
我拿起筆，在報告下方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趙勇坐在桌邊翻著那份名單，忽然停下：“這個人……我見過。”
“誰？”
他指著一頁：“王建國，五十一歲，去年冬天在火車站附近凍傷送醫，出院後失聯。我去現場做過筆錄，他說自己在工地打零工，年底老板跑了，工錢一分沒拿到，房子也被房東收回。”
“後來呢？”
“再沒消息。”趙勇合上本子，聲音低沉，“如果那時候有人跟進一下，幫他申請臨時補助，或者安排住宿，或許他就不會流落到那種地方。也許……他就不會成為目標。”
屋裡安靜下來。空調嗡嗡響，窗外傳來遠處工地的打樁聲。我們都明白，這樣的例子不止一個。過去幾年，有多少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滑出了社會的視線？又有多少家庭，多年後才發現親人早已不在人間？
李悅輕輕敲下回車鍵，新一批數據開始比對。她的手指在鼠標上摩挲著，像是在確認某種真實感。
“我一直以為，技術是用來破案的。”她忽然說，“但現在我覺得，它更該用來防案。破案是救一個人，防案是救一群人。”
我看著白板上那句紅筆寫的總結：“不是他們選擇了犯罪，是係統遺忘了他們。”我拿起另一支紅筆，在旁邊畫了個圈，添上一行小字：“所以，我們要做的，是讓係統重新學會記住。”
第二天上午九點，會議室坐滿了人。鄭銘坐在主位，眉頭微皺地看著投影上的“脆弱指數”方案。各部門代表輪流發言，有人質疑數據合法性，有人擔心基層負擔，還有人提到隱私問題。
我站在前麵，沒回避任何一個問題。
“我們不是要監控所有人，而是關注那些已經被忽視的人。”我說，“他們不是不想求助，而是不知道怎麼求助，甚至不覺得自己值得被幫。我們建這個機製，不是為了增加管理成本，而是為了填補本就不該存在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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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勇展示了王建國的案例，李悅播放了預警流程演示。最後，鄭銘沉默了很久，點了點頭：“先在兩個區試點。三個月評估效果，再決定是否推廣。”
散會後，我回到辦公室。陽光透過百葉窗灑進來，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道光影。我打開抽屜，拿出一張泛黃的照片——是徐文芳女兒小學畢業典禮上的合影，小女孩站在媽媽身邊，笑得特彆甜。這張照片是從她家抽屜深處找到的，背麵寫著：“媽媽，長大後我要當醫生，治好你的頭痛。”
我把照片輕輕放回去，關上了抽屜。
幾天後，“脆弱指數”係統正式上線試點。第一個被成功乾預的是一個叫陳誌明的中年男人，公司裁員失業，妻子離婚帶走了孩子，他在橋洞住了二十多天，靠撿廢品活著。係統發出預警後，社區民警上門核實，幫他入住救助站，還安排了心理谘詢。三天後，他撥通了姐姐的電話。
兩周後，李悅告訴我，全市高風險人群數量下降了12。雖然不多，但趨勢是好的。
那天傍晚，我又站在窗前。夕陽染紅了半邊天，城市燈火一盞盞亮起來。樓下廣場上，孩子們笑著追鬨，老人坐在長椅上聊天，情侶手牽手走過噴泉。
這個世界不完美，但它值得我們努力。
我轉身看向白板，上麵多了李悅寫的一句話：
“沒有人應該無聲無息地消失。”
我拿起筆，在下麵補了一句：
“從此刻起，不讓任何人再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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