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設”與“德治教化”為社會運行構築了剛性的規則框架和柔性的價值引導，而“自治強基”則是激發社會內在活力、實現基層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關鍵路徑。它意味著將治理的重心沉到基層，將參與的權力交給群眾，讓千千萬萬個社會細胞活躍起來，形成“人人參與、人人儘責、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體。清州在經曆了權力過度集中導致的係統性風險後，深刻地認識到，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唯有夯實基層基礎，激發社會內生動力，治理體係才能穩固，發展成果才能持久。一場以黨建引領為核心，以群眾為主體，以提升基層治理效能為目標的“自治強基”實踐，在清州的城鄉社區蓬勃開展。
這場“自治強基”的探索，是一場治理結構、治理方式和治理文化的深刻變革，其核心是還權於民、賦能於基層，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模式一：城鄉社區的“多元共治”與“精細網格”
社區和村莊是社會治理最基本的單元，是自治實踐的主戰場。
·“黨建引領”下的“三駕馬車”協同：在城市社區，強化社區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健全社區黨組織領導下的社區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企業協調運行機製俗稱“三駕馬車”）。社區黨組織負責統籌協調、凝聚力量；居委會依法履行自治功能，組織居民參與公共事務；業委會代表業主利益，監督物業服務；物業企業提供專業服務。通過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協商解決小區停車、垃圾分類、公共設施維護、寵物管理等民生“關鍵小事”。
·“全科網格”與“微治理”體係深度融合：將社區村）科學劃分為若乾基礎網格，整合黨建、綜治、城管、信訪、應急、民生服務等各類網格，實現“多網合一”。網格員作為“前哨”和“探頭”，承擔信息采集、政策宣傳、矛盾調解、便民服務、風險排查等職責。同時，在網格內推廣“樓門院長”、“黨員中心戶”、“鄉賢理事會”等“微治理”模式，將治理觸角延伸到樓棟、單元和農戶，實現“小事不出網格、大事不出社區村）”。
·“社區議事廳”與“民主懇談”製度化：普遍建立社區村）居民議事會、民主懇談會、小區事務協調會等協商平台。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務、公益事業，以及居民反映強烈的實際問題，都納入協商範圍。采取“民事民提、民事民議、民事民決、民事民評”的方式，引導居民有序參與決策和監督。例如，某個老舊小區改造方案，就是經過多輪居民議事會充分討論、修改後才最終確定，獲得了居民的高度認可。
模式二：鄉村治理的“三治融合”與“內生驅動”
在廣袤的農村，自治實踐與鄉村振興戰略緊密結合，煥發新的活力。
·“村規民約”的修訂與活化：引導各村在法律法規框架下，結合實際修訂完善村規民約。新的村規民約不僅包含環境衛生、鄰裡關係、孝老愛親等傳統內容，還融入了產業發展、生態保護、移風易俗如抵製天價彩禮、鋪張浪費）等新時代要求。通過村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後，成為村民共同遵守的行為規範，並建立相應的積分管理、紅黑榜等激勵約束機製，使其真正“約”出新風尚、“約”出好秩序。
·“鄉賢理事會”的橋梁紐帶作用：挖掘和發揮本村老黨員、老乾部、老教師、經濟文化能人、返鄉創業青年等“新鄉賢”的作用，組建鄉賢理事會。他們利用其威望、資源和智慧，參與村莊規劃、產業引導、矛盾調解、公益事業和文明鄉風建設，成為村“兩委”聯係服務群眾、推動鄉村治理的重要輔助力量。
·“集體經濟”發展與治理能力提升互動：深化農村集體產權製度改革，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集體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得村集體有能力為村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如改善基礎設施、提高養老醫保補貼、設立教育獎學金），從而增強了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號召力，提升了村民參與自治的積極性和獲得感。
模式三：社會組織與誌願服務的“協同增效”與“專業支撐”
各類社會組織和誌願者是基層自治不可或缺的協同力量。
·“社區社會組織”的培育與賦能：大力培育公益慈善類、生活服務類、社區事務類、文體活動類等社區社會組織。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提供活動場地、給予資金扶持、加強能力建設等方式，支持它們承接社區服務項目，開展鄰裡互助、養老托幼、環境治理、文化娛樂等活動，滿足居民多樣化、個性化需求。
·“專業社工”力量的引入與嵌入：推行“社工+誌願者”聯動服務模式。專業社工機構入駐社區，運用專業理念和方法，為老年人、兒童、殘疾人、特殊困難群體等提供精細化、專業化的服務，並帶動和培訓社區誌願者，提升誌願服務的專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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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願積分”與“時間銀行”的激勵探索：在一些社區試點推行誌願服務積分管理和“時間銀行”模式。誌願者提供服務積累積分或儲存服務時間，可以在需要時兌換相應的服務或實物，或在評先評優、享受社區便利服務時獲得優先權，形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良性循環。
模式四：數字技術賦能下的“智慧自治”與“在線參與”
科技為基層自治插上了智慧的翅膀。
·“社區雲”與“智慧社區”平台建設：開發應用集政務谘詢、事務辦理、議事協商、信息發布、鄰裡互動、物業服務等功能於一體的“社區雲”或智慧社區app。居民動動手指就能了解社區動態、參與線上議事、報名參加活動、反映問題訴求，打破了參與治理的時空限製，提高了自治的效率和便捷性。
·“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協商議事：對於涉及麵廣的社區公共議題，采取“線上發布議題、征集意見，線下召開會議、深入討論，線上公示結果、接受監督”的模式，拓寬了居民參與的渠道，提升了決策的民主性和科學性。
·“數據驅動”的精準服務與風險預警：在依法保護隱私的前提下，利用社區平台積累的數據，分析居民的需求特點和變化趨勢，為精準化服務和管理提供依據。同時，對網格員上報、居民反映的問題數據進行彙聚分析，可以早期發現社區治理中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實現風險預警和主動治理。
挑戰與展望：
“自治強基”的實踐，極大地激發了基層社會的活力，增強了居民的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許多過去依靠行政力量難以解決的“老大難”問題，在群眾的集體智慧和共同努力下得到了有效化解。然而，自治能力的提升非一日之功，仍麵臨居民參與不均衡、部分基層組織能力薄弱、自治與行政邊界不清、可持續性保障等挑戰。
李正峰在基層治理創新現場會上指出：“基層是社會治理的最末端、服務群眾的最前沿。要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長遠之計和固本之策，持續為基層賦權、賦能、減負，不斷完善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係，真正讓基層強起來、活起來。”
趙曉穎在深入社區調研後寫道：“在清州的基層，能感受到一種‘自下而上’的生長力量。當居民們為了共同的家園而商議、行動時，當村莊依靠內部力量實現善治時，社會治理便擁有了最深厚的根基和最持久的動力。這種‘自治強基’的探索，與‘法治’、‘德治’相互支撐，共同構築了清州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堅實三角支架，也為最終實現依靠科技支撐的‘智治’，奠定了最為重要的組織基礎和人文基礎。”
這日益活躍的基層自治實踐，不僅有效提升了社會治理的精細化水平和響應速度，也為下一階段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提升治理效能的“智治支撐”，提供了豐富的應用場景和堅實的實踐基礎，標誌著清州的社會治理正在向更高水平、更現代化的形態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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