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大臣們不這麼認為。按照明朝的“祖製”，應該“立嫡立長”——要是皇後沒兒子，就立長子為太子。朱常洛是長子，不管從哪方麵來說，都應該被立為太子。所以，大臣們紛紛遞奏折，請求萬曆立朱常洛為太子，還把這件事稱為“國本”，說“國本不定，天下不安”。
萬曆一開始還想敷衍，說“朱常洛年紀還小，等他再大一點再說”。可朱常洛一天天長大，萬曆還是不提立儲的事，大臣們也越來越著急，遞的奏折越來越多，甚至有人開始“死諫”——用辭官、哭諫的方式，逼迫萬曆立儲。
有個叫顧憲成的吏部郎中，遞了一份奏折，說“陛下要是再不立太子，就是違背祖製，對不起天下百姓，也對不起列祖列宗”。萬曆看了奏折，氣得把顧憲成貶到外地，還說“以後誰再敢提立儲的事，就跟顧憲成一樣”。可顧憲成雖然被貶了，卻成了大臣們的“榜樣”，越來越多的大臣站出來，跟萬曆對著乾。
李太後也看不下去了。有一次，李太後把萬曆叫到宮裡，問他“為什麼不立朱常洛為太子”。萬曆說“朱常洛是宮女所生，出身低微”。李太後聽了，氣得拍桌子：“你忘了你也是宮女所生嗎？”萬曆這才想起，李太後以前也是宮女，後來才被隆慶帝封為貴妃。他嚇得趕緊跪下認錯，可還是沒下定決心立朱常洛為太子。
這場“立儲之爭”，把朝堂分成了兩派：一派是“擁長派”，堅持立朱常洛為太子，主要是東林黨人和一些正直的大臣；另一派是“擁福派”朱常洵被封為福王），支持立朱常洵為太子，主要是鄭貴妃的親信和一些投機取巧的大臣。兩派互相攻擊，互相彈劾，朝堂上天天吵得跟菜市場似的，根本沒人心思處理正事。
萬曆見大臣們這麼難纏，乾脆采取“拖”的辦法——既不立朱常洛為太子，也不立朱常洵為太子，就這麼耗著。可越拖，朝堂越亂，老百姓也越來越失望。有首民謠是這麼唱的：“帝寵鄭妃，疏薄東宮。儲位久懸，國本動搖。”意思就是萬曆寵愛鄭貴妃，冷落朱常洛，太子之位遲遲不定，大明的根基都動搖了。
直到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萬曆實在拖不下去了——一方麵，大臣們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有人以“辭官”相逼；另一方麵，李太後也天天催他，說“再不定儲，大明就要出亂子了”。萬曆沒辦法，隻好下旨，立朱常洛為太子，封朱常洵為福王，讓他去洛陽就藩。
這場持續十五年的“立儲之爭”，雖然以“擁長派”的勝利告終，可對大明的傷害卻很大。它不僅消耗了朝堂的精力，讓很多正事沒人管，還讓萬曆對大臣們更加不滿，變得更加“怠政”；更重要的是，它讓朱常洛長期處於“擔驚受怕”的狀態，性格變得懦弱、多疑，為後來的“梃擊案”“紅丸案”埋下了伏筆。
《明史·神宗本紀》裡說：“二十九年十月，立皇長子常洛為皇太子，封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這段話看似是“國本已定”的圓滿結局，可背後藏著的，是大明難以挽回的衰敗。
萬曆雖然立了朱常洛為太子，可對朱常洵的寵愛一點都沒減。朱常洵要去洛陽就藩的時候，萬曆給了他一份“天價”的嫁妝，幾乎掏空了大明的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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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明朝的規矩，藩王就藩，朝廷會給一定的土地和錢財，可萬曆卻打破了這個規矩。他給朱常洵的土地，高達兩萬頃——要知道，明朝最富有的江南地區，所有的官田加起來也不過幾萬頃，萬曆一下子就給了朱常洵兩萬頃，而且這些土地大多是從老百姓手裡搶來的。地方官為了湊夠兩萬頃土地，逼著老百姓把自己的良田交出來，很多老百姓因為失去了土地，隻能當流民，四處乞討。
除了土地，萬曆還給了朱常洵大量的錢財。他從國庫調了三十萬兩銀子，作為朱常洵的“路費”；還把河南、山東、湖廣等地的鹽稅、茶稅，都交給朱常洵掌管，讓他每年能有幾十萬兩銀子的收入。有大臣勸萬曆：“陛下給福王這麼多土地和錢財，會讓老百姓受苦，也會掏空國庫，要是以後遇到天災人禍，或者邊境有戰事，朝廷就沒錢可用了。”可萬曆根本不聽，說“我就這麼一個寶貝兒子，給他多點東西怎麼了？”
朱常洵就藩的時候，萬曆還特意安排了一場“奢華之旅”。他讓工部打造了一艘豪華的大船，船上裝滿了金銀珠寶、古玩字畫，還有幾百個宮女、太監，專門伺候朱常洵。從北京到洛陽，一路上，朱常洵的船隊浩浩蕩蕩，每到一個地方，地方官都要提前準備好山珍海味，招待朱常洵和他的手下，要是招待不好，就會被治罪。
有個山東的知府，因為沒拿出足夠的錢招待朱常洵，被朱常洵的手下打了一頓，還被萬曆貶為庶民。這件事傳開後，地方官們都嚇得不輕，紛紛搜刮老百姓的錢財，來討好朱常洵，老百姓的負擔變得更重了。
朱常洵到了洛陽後，更是揮霍無度。他在洛陽建了一座豪華的王府，花費了幾十萬兩銀子，王府的規模比皇宮還大；他每天都要吃山珍海味，一頓飯就要花幾千兩銀子；他還喜歡養寵物，光是養狗就養了幾百隻，每隻狗都有專門的太監伺候，吃的是肉，穿的是絲綢。
而此時的大明，已經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陝西鬨旱災，老百姓沒飯吃，隻能吃樹皮、草根，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狀；萬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江南鬨水災，莊稼全淹了，幾十萬流民湧入城市，餓死的人隨處可見。大臣們紛紛遞奏折，請求萬曆減免賦稅，拿出國庫的錢賑濟災民，可萬曆卻把奏折留著不批，還說“國庫的錢是給我和福王用的，不能隨便給老百姓”。
有個叫楊漣的禦史，看不下去了，遞了一份奏折，說“福王在洛陽揮霍無度，老百姓卻在餓死，陛下要是再不管，老百姓就會造反，大明就會亡了”。萬曆看了奏折，氣得把楊漣貶到貴州當驛丞，還跟身邊的太監說“這些大臣就是多管閒事，老百姓餓死跟我有什麼關係？”
朱常洵的奢華，不僅掏空了大明的國庫，還讓老百姓對萬曆徹底失望。當時民間流傳著一句話：“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於大內。”意思就是萬曆把天下的錢財都給了福王，洛陽福王府的財富，比皇宮還多。這句話，成了後來李自成起義的導火索——李自成起義後，第一個攻打的就是洛陽，朱常洵也被李自成的軍隊殺死，他搜刮來的財富，也被李自成用來賑濟災民，成了推翻大明的“彈藥”。
萬曆雖然“怠政”，可在他統治期間，大明卻打了三場大規模的戰爭，史稱“萬曆三大征”——寧夏之役、朝鮮之役、播州之役。這三場戰爭，大明都打贏了，可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幾乎拖垮了大明的國力。
先說說寧夏之役。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寧夏的將領哱拜起兵造反。哱拜本來是蒙古人，後來投降了明朝，被封為寧夏副總兵。可他覺得自己功勞大，待遇低，心裡不滿，就聯合蒙古的一些部落，起兵造反，占領了寧夏城，還想攻占陝西，進而奪取整個西北。
萬曆接到奏報後，雖然不想管，可要是哱拜真的占領了西北，大明就會失去重要的糧食產地和邊防要地，所以他隻能派軍隊去鎮壓。他任命李如鬆為提督陝西討逆軍務總兵官，率軍五萬，去寧夏平叛。
李如鬆是李成梁的兒子，打仗很有本事。他率軍到了寧夏後，沒有急著攻城，而是先切斷了哱拜的糧道和水源，把寧夏城團團圍住。哱拜的軍隊沒了糧食和水，很快就亂了陣腳。李如鬆趁機率軍攻城，隻用了一個月，就攻破了寧夏城，斬殺了哱拜，平定了叛亂。
寧夏之役，大明雖然打贏了，可也花費了兩百多萬兩銀子，還損失了一萬多士兵。
再說說朝鮮之役。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小日本的豐臣秀吉統一了日本後，想侵略中國，可他覺得直接打中國太難，就先派兵侵略朝鮮，想以朝鮮為跳板，再進攻中國。小日本軍隊很快就占領了朝鮮的大部分地區，朝鮮國王李昖逃到明朝邊境，向萬曆求救，說“要是明朝不幫朝鮮，小日本下一步就會進攻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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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一開始不想派兵，覺得朝鮮是外國，跟大明沒關係。可大臣們勸他：“朝鮮是大明的藩屬國，要是朝鮮被小日本占領，大明的東北邊境就會暴露在小日本的威脅之下，到時候麻煩就大了。”萬曆想了想，覺得大臣們說得有道理，就決定派兵支援朝鮮。
他任命李如鬆為東征提督，率軍四萬，渡過鴨綠江，進入朝鮮。李如鬆打仗很勇猛，剛到朝鮮就率軍攻占了平壤，斬殺小日本一萬多人，小日本軍嚇得紛紛向南逃竄。可日本軍隊並沒有撤退，而是在漢城附近的碧蹄館設下埋伏，想伏擊李如鬆的軍隊。李如鬆識破了小日本的計謀，率軍反擊，雖然打退了日本軍隊，可自己也損失了不少士兵。
這場戰爭一打就是七年，雙方打打停停，都打得筋疲力儘。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豐臣秀吉病死，小日本失去了主帥，開始撤退。明朝和朝鮮的軍隊趁機追擊，在露梁海戰中大敗日本軍隊，斬殺日本兵兩萬多人，徹底把日本軍隊趕出了朝鮮。
朝鮮之役，大明雖然打贏了，可花費了七百多萬兩銀子，損失了三萬多士兵，而且還讓東北的邊防變得空虛——因為大部分軍隊都被調到朝鮮打仗了，東北的女真部落趁機崛起，為後來清朝的建立埋下了伏筆。
最後說說播州之役。播州今貴州遵義）是楊氏家族的世襲領地，從唐朝開始，楊氏家族就統治著播州，到了明朝，楊家依然擁有很大的權力。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播州土司楊應龍起兵造反。楊應龍覺得自己勢力大，明朝管不了他，就率軍攻占了貴州、四川的一些州縣，還殺了不少明朝的官員。
萬曆接到奏報後，派李化龍為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率軍二十萬，去播州平叛。李化龍采取“分兵多路，四麵圍攻”的戰術，把楊應龍的軍隊分割包圍。楊應龍的軍隊雖然勇猛，可寡不敵眾，很快就節節敗退。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李化龍率軍攻占了播州的首府海龍囤，楊應龍自殺身亡，播州之亂被平定。
播州之役，大明雖然打贏了，可也花費了三百萬兩銀子，損失了兩萬多士兵。
“萬曆三大征”，大明雖然都取得了勝利，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邊疆的穩定，可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總共花費了一千兩百多萬兩銀子，相當於大明三年的國庫收入，損失了六萬多士兵。而且，為了籌集軍費，萬曆還加重了賦稅，派太監去地方上“礦稅監”，瘋狂搜刮老百姓的錢財，導致老百姓流離失所，流民造反不斷。
《明史·神宗本紀》裡說：“寧夏、朝鮮、播州三役，費帑金數百萬，國用大匱。”意思就是寧夏、朝鮮、播州這三場戰爭，花費了幾百萬兩銀子，導致國家的財政陷入了困境。這場“勝利”，就像一劑“強心針”，雖然暫時讓大明看起來很強大，可實際上卻加速了大明的衰敗——國庫空了，士兵少了，老百姓怨聲載道，大明就像一個外表強壯、內部卻早已腐爛的巨人，隻要輕輕一推，就會倒下。
萬曆中後期，朝堂上除了“立儲之爭”，還有一場更可怕的鬥爭——東林黨與齊楚浙黨的“黨爭”。這場鬥爭，從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開始，一直持續到明朝滅亡，把整個朝堂搞得烏煙瘴氣，讓大明徹底失去了“自救”的機會。
東林黨起源於無錫的東林書院。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顧憲成因為得罪了萬曆，被罷官回鄉。他回到無錫後，在東林書院講學，跟高攀龍、錢一本等誌同道合的人一起，議論朝政，批評時弊，主張“整頓吏治，減輕賦稅，重視人才”。很多對現狀不滿的大臣和文人，都紛紛投靠東林黨，東林黨慢慢成了朝堂上的一股重要勢力。
齊楚浙黨則是由一些地方官員和投機取巧的大臣組成的。他們因為地域關係，分成了齊黨山東籍官員）、楚黨湖廣籍官員）、浙黨浙江籍官員），後來為了對抗東林黨，就聯合在了一起，被稱為“齊楚浙黨”。齊楚浙黨的主張跟東林黨完全相反——他們支持萬曆的“怠政”，讚成派太監去地方上“礦稅監”，還為鄭貴妃和福王說話，隻要能保住自己的權力和財富，什麼都願意做。
東林黨和齊楚浙黨的鬥爭，一開始還隻是“政見不同”，後來慢慢變成了“人身攻擊”和“權力爭奪”。兩派互相彈劾，互相拆台，隻要是對方支持的，自己就反對；隻要是對方反對的，自己就支持，根本不管事情本身是對是錯。
比如在“礦稅監”的問題上，東林黨認為“礦稅監是害民之賊，應該廢除”，齊楚浙黨卻認為“礦稅監能為朝廷增加收入，應該保留”。雙方在朝堂上吵得不可開交，東林黨大臣跪在午門外哭諫，齊楚浙黨大臣則在萬曆麵前說東林黨的壞話，萬曆本來就討厭東林黨，就把幾個帶頭哭諫的東林黨大臣貶到了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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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員選拔的問題上，兩派也鬥得你死我活。東林黨想提拔那些正直、有能力的官員，齊楚浙黨卻想提拔自己的親信和關係戶。有一次，朝廷要選拔一個吏部尚書，東林黨推薦了正直的鄒元標，齊楚浙黨卻推薦了貪婪的李三才。雙方在朝堂上吵了好幾天，最後萬曆還是聽了齊楚浙黨的話，任命李三才為吏部尚書，鄒元標則被調到南京當閒官。
更可怕的是，兩派還把“黨爭”帶到了軍事和民生上。有一次，陝西鬨旱災，東林黨大臣建議“減免賦稅，開倉放糧”，齊楚浙黨大臣卻認為“要是減免賦稅，朝廷就沒錢了，應該繼續征稅”。雙方吵來吵去，最後什麼都沒做成，陝西的流民越來越多，最後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在東北邊防的問題上，兩派也互相拆台。東林黨支持熊廷弼經略遼東，認為熊廷弼有能力守住遼東，齊楚浙黨卻反對熊廷弼，說熊廷弼“膽小怕事，不敢打仗”。齊楚浙黨大臣還在萬曆麵前說熊廷弼的壞話，萬曆就把熊廷弼罷官，任命袁應泰為經略遼東。袁應泰根本不懂軍事，很快就把遼東的大片土地丟給了女真部落，大明的東北邊防徹底崩潰。
《明史·閹黨傳》裡說：“萬曆中，廷臣爭門戶，部黨角立，相攻者無虛日。”意思就是萬曆中期，大臣們分成了不同的派彆，互相攻擊，沒有一天不爭吵的。這場“黨爭”，就像一場“內耗”，把大明的精力都消耗光了——大臣們隻顧著互相爭鬥，沒人關心老百姓的死活，沒人關心邊防的危機，沒人關心國家的未來。
而萬曆，作為大明的皇帝，不僅沒有製止“黨爭”，反而還利用“黨爭”來平衡朝堂的權力——他覺得兩派互相爭鬥，自己就能坐收漁翁之利，牢牢掌握權力。可他沒想到，這種“平衡”，最終會把大明拖進深淵。當農民起義的烽火燃遍全國，當女真部落的鐵騎踏破山海關的時候，萬曆才明白，自己當初的“小聰明”，其實是毀掉大明的“大愚蠢”。
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以後，萬曆徹底進入了“躺平”模式——不僅不上朝，不批奏折，甚至連大臣的任免、國家的重大決策都不管了，大明徹底陷入了“失控”狀態。
那時候的萬曆，每天都躲在後宮裡，要麼喝酒、看戲，要麼跟鄭貴妃一起玩樂，要麼就是睡大覺，對朝堂上的事不聞不問。大臣們的奏折，堆在皇宮裡，有的甚至發黴了，萬曆都懶得看一眼。有個大臣遞了一份奏折，請求萬曆任命一個戶部尚書——因為戶部尚書已經空缺了三個月，國庫的錢沒人管，很多地方的軍餉都發不出去了。可萬曆把奏折留著不批，最後還是內閣大臣們商量著，讓戶部侍郎暫時兼任戶部尚書，才勉強解決了問題。
官員的任免更是混亂。很多官員因為年老、生病或者去世，職位出現了空缺，可萬曆就是不任命新的官員，導致很多部門都沒人管事。比如刑部，本來有尚書、侍郎等十幾個官員，到了萬曆晚年，隻剩下三個官員，很多案件都積壓著，沒人審理，老百姓有冤無處訴。有個地方官遞了一份奏折，說“本地有個惡霸，殺了人，搶了東西，可刑部沒人審理，惡霸還在逍遙法外，老百姓都嚇得不敢出門”。可萬曆根本不管，還是照樣“躺平”。
邊防更是糟糕。東北的女真部落，在努爾哈赤的帶領下，越來越強大，他們攻占了大明的很多城池，殺了不少明朝的士兵。大臣們紛紛遞奏折，請求萬曆派兵支援東北，增加東北的軍餉。可萬曆把奏折扔在一邊，說“東北離北京那麼遠，女真部落也沒那麼厲害，不用管他們”。結果，努爾哈赤的勢力越來越大，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立了後金政權，正式跟大明對抗。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爾哈赤率軍攻占了大明的撫順、清河等城池，還發布了“七大恨”，列舉了大明的七條罪狀，公開向大明宣戰。
萬曆這才慌了，趕緊派楊鎬為經略遼東，率軍十萬，去攻打後金。可此時的大明，軍隊戰鬥力已經非常差了——士兵大多是流民充數的，沒經過訓練，將領要麼怕死，要麼貪財，軍餉還經常被克扣，士兵們連飯都吃不飽。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軍和後金軍在薩爾滸展開決戰，明軍被後金軍打得大敗，損失明軍精銳“三大營”，八萬多士兵。至此，遼東的大片土地都被後金軍占領。薩爾滸之戰，是大明和後金的轉折點，從此以後，大明在東北戰場上再也沒有主動權，隻能被動防禦。
而此時的大明，內部也已經亂成了一團。因為萬曆長期“怠政”，官員貪汙腐敗，賦稅繁重，老百姓流離失所，各地的農民起義不斷。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山東爆發了徐鴻儒領導的農民起義，徐鴻儒率領起義軍攻占了鄆城、鄒縣等城池，還建立了“中興福烈帝”的政權，雖然最後被明軍鎮壓了，可也讓大明的統治搖搖欲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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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萬曆病倒了。他躺在病床上，看著窗外的夕陽，心裡不知道有沒有後悔——要是自己當初不那麼“怠政”，不那麼任性，好好治理大明，大明會不會不是現在這個樣子？要是自己當初早點立朱常洛為太子，不搞“立儲之爭”，朝堂會不會不那麼混亂？要是自己當初不派太監去地方上“礦稅監”，不那麼寵愛福王，老百姓會不會不那麼恨自己？
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萬曆在弘德殿駕崩，享年五十八歲。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可他留給後人的，卻是一個千瘡百孔、搖搖欲墜的大明。
《明史·神宗本紀》裡對萬曆的評價很中肯：“神宗衝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繼乃因循牽製，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熹，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意思就是萬曆小時候登基，張居正輔政，國家幾乎變得富強。可後來萬曆因循守舊，躲在深宮裡，綱紀廢弛，君臣隔絕。於是小人爭權奪利，跟正直的大臣為敵，門派林立。
到了泰昌、天啟年間，邪惡的黨派越來越多。朝廷裡正直的大臣沒有深謀遠慮來挫敗他們，反而互相攻擊。導致皇帝猜疑，賢奸並用，國家潰敗決裂，無法挽救。所以有人說明朝的滅亡，其實是從萬曆開始的。
萬曆駕崩後，太子朱常洛終於登上了皇位，史稱“泰昌帝”。朱常洛當了二十年的太子，天天擔驚受怕，吃了不少苦，他登基後，想好好治理大明，挽回萬曆留下的爛攤子。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廢除萬曆時期的“礦稅監”——因為“礦稅監”是老百姓最恨的，廢除“礦稅監”，能讓老百姓稍微喘口氣。他還下旨，減免全國的賦稅，開倉放糧，賑濟災民；提拔了一批東林黨大臣，讓他們擔任重要職務，希望能整頓吏治，改變朝堂的風氣。
大臣們看到朱常洛這麼有作為，都很高興，覺得大明有救了。可誰也沒想到，朱常洛隻當了一個月的皇帝，就病倒了。
事情的起因，是鄭貴妃送給朱常洛八個美女。朱常洛當了二十年的太子，一直壓抑自己，登基後看到美女，就忍不住放縱了自己，天天跟美女在一起，身體很快就垮了。他病倒後，太監崔文升給了他一副瀉藥，朱常洛吃了瀉藥後，病情越來越重，一天拉了幾十次，幾乎起不了床。
後來，鴻臚寺丞李可灼給了朱常洛一顆“紅丸”，說這顆“紅丸”能治好朱常洛的病。朱常洛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吃了一顆“紅丸”，沒想到病情真的有所好轉，能坐起來說話了。可過了幾天，朱常洛又吃了一顆“紅丸”，結果當天就駕崩了。這就是明朝曆史上著名的“紅丸案”。
朱常洛駕崩後，他的兒子朱由校登基，史稱“天啟帝”。朱由校是個“木匠皇帝”，最喜歡做木工活，對朝政一點都不感興趣，把朝堂上的事都交給了太監魏忠賢。魏忠賢是個陰險狡詐的人，他掌權後，打壓東林黨，提拔自己的親信，貪汙受賄，陷害忠良，把朝堂搞得比萬曆時期還亂。
而此時的大明，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外部，後金的軍隊不斷進攻，占領了大明的大片土地；內部，農民起義不斷，李自成、張獻忠等起義軍越來越強大，攻占了很多城池。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天啟帝駕崩，他的弟弟朱由檢登基，史稱“崇禎帝”。崇禎帝雖然想挽救大明，可此時的大明已經積重難返，無論他怎麼努力，都無法阻止大明滅亡的命運。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領起義軍攻占了北京，崇禎帝在煤山上吊自殺，明朝滅亡。
萬曆要是泉下有知，看到自己親手埋下的“禍根”，最終導致大明滅亡，不知道會是什麼心情。他的一生，就像一場悲劇——他有機會成為一個明君，卻因為自己的任性和“怠政”，把大明拖進了深淵；他有機會挽救大明，卻因為自己的自私和短視，讓大明失去了最後的希望。
萬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有個叫郭尚賓的大臣，遞了一份奏折，說“陛下在位四十五年，天下百姓苦陛下久矣。要是陛下再不醒悟，大明就要亡了”。可萬曆根本沒聽，還是照樣“躺平”。或許，從那一刻起，大明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了。
曆史就像一麵鏡子，萬曆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統治者，要是隻顧著自己的享樂，不顧老百姓的死活，不顧國家的未來，最終隻會被曆史拋棄，被人民唾棄。而大明的滅亡，也成了曆史上一個深刻的教訓，提醒著後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隻有善待百姓，勵精圖治，才能讓國家長治久安。
參考《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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