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安慶城下，湘軍的營寨紋絲不動。
旌旗依舊獵獵，壕溝依舊深挖，地道依舊在夜以繼日地向著安慶城牆下延伸。真正的核心主力——曾國荃的吉字營、李續賓的部隊，像生了根的巨木，牢牢釘死在安慶外圍的各個戰略要點上。每日的操練聲、號令聲、土工作業的聲響，比往日更加密集，殺氣騰騰，目標隻有一個：安慶！
那麼，鮑超和張運蘭呢？他們的確接到了命令，也的確開始向皖南方向移動。但他們的任務，在曾國藩那封送往祁門大營的絕密手諭中，寫得清清楚楚，冷酷如鐵：“爾部進抵皖南，非為東援蘇杭！首要之務，乃扼守險要，堵絕皖南長毛指太平軍李世賢、楊輔清等部）北竄之路，使其不得一兵一卒增援安慶！安慶城下，乃決死之地，不容有失！若放一賊入安慶，爾等提頭來見！”
鮑超，那個以勇猛凶悍聞名的“鮑老虎”，看著這道手令，咧開大嘴，露出森森白牙，對著麾下如狼似虎的霆字營吼道：“都聽見了嗎？大帥要咱們當門神！把皖南通往安慶的路，給老子堵死！一隻蒼蠅都不準飛過去！想增援安慶？先問問老子手裡的刀答不答應！”吼聲震天，殺氣彌漫。
張運蘭則沉穩得多，但眼神同樣銳利。他仔細勘察地圖，將部隊部署在徽州、休寧一帶的關鍵隘口和交通要道上，構築工事，廣布哨探，如同一張無形的鐵網，悄然張開，目標明確：截斷太平軍皖南主力與安慶守軍之間的聯係。他們的刀鋒，指向的是可能出現的太平軍援兵，而非遙遠的蘇杭。
至於曾國藩本人？
他確實離開了宿鬆大營。在親兵護衛下，他輕車簡從，沿著崎嶇的山路，一路東行，最終抵達了位於皖南山區的祁門。祁門大營迅速設立起來，營門高懸“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的大旗，轅門外車馬往來，文書傳遞頻繁，儼然一派“指揮東援”的繁忙景象。
曾國藩坐鎮祁門，每日批閱從安慶前線、從皖南鮑超、張運蘭處，以及從更遠的、正被戰火蹂躪的江浙方向雪片般飛來的文書。他給鹹豐帝的奏報一封接著一封，詳儘地“彙報”著在祁門“調度”各路兵馬、“籌劃”東援事宜的“進展”，言辭懇切，憂國憂民之情溢於紙上。他甚至還煞有介事地“催促”鮑超、張運蘭“加速東進”，“不得延誤軍機”。
這姿態，做得十足十。在紫禁城看來，曾國藩這位國之柱石，已經“遵旨”放下了安慶，移駐前線，正在殫精竭慮地組織力量，拯救那流血的江南命脈。鹹豐帝緊鎖的眉頭或許能稍稍舒展一些，滿朝文武的聒噪或許能暫時平息幾分。
然而，隻有曾國藩身邊最核心的幕僚，如趙烈文、李鴻章等人，才能從那看似繁忙的公務和憂心忡忡的奏折背後，看到那雙深陷眼眸裡不變的、如寒鐵般的意誌。他的目光，從未真正離開過安慶城頭。祁門，不過是一麵精心布置的屏風，一個用來應付朝廷、爭取時間的“姿態”。他坐在這裡，承受著來自皇帝和江浙士紳的巨大壓力，忍受著“遷延觀望”、“畏葸不前”的指責，如同老僧入定，隻為了一個目標——死死摁住安慶，等待那最後決戰的時刻。
安慶城下，湘軍的鐵鍬依舊在挖掘，地道的儘頭，火藥正在堆積。而祁門大營的燈火，徹夜長明，映照著曾國藩伏案疾書的側影，那筆尖流淌的墨跡，既是寫給紫禁城的“安魂曲”，也是為安慶守軍敲響的喪鐘。一場巨大的風暴，在表麵的“遵旨”和暗地的“抗命”之間，在安慶的生死與江浙的存亡之間，正醞釀到極致。
祁門縣城，靜臥在皖南層巒疊嶂的懷抱中。當曾國藩的帥旗插上臨時修繕的縣衙大堂時，隨行的幕僚們心頭卻蒙上了一層陰影。李鴻章尤其感到不安。
他陪著老師勘察地形。站在城頭四望，隻見青灰色的山嶺連綿起伏，壁立千仞，如同一個巨大的、嚴絲合縫的鐵桶，將小小的祁門城死死箍在中央。幾條蜿蜒的山路，像垂死的蚯蚓，艱難地鑽入密林險隘，通向山外的世界。風穿過狹窄的穀口，發出嗚嗚的悲鳴。
“老師，”李鴻章終於忍不住，指著四周的群山，聲音帶著憂慮，“此地形如釜底，四塞之地。進，固然便於呼應安慶；然退路……一旦賊寇扼住這幾處咽喉要道……”他頓了頓，沒再說下去，但意思已無比清晰——此地易進難出，若被合圍，便是絕地！
曾國藩撚著胡須，目光深邃地掃過那些沉默的山巒。“少荃所慮，不無道理。”他緩緩道，“然祁門居皖贛之中，背倚江西糧道，前控安慶戰局，兼顧皖南諸路。為帥者，當立險地以督戰，豈能儘擇坦途而避危？”他語氣堅定，顯然早已權衡利弊，決心已下。“傳令下去，加固城防，嚴查各隘口！糧道務必暢通！”
李鴻章看著老師沉毅的側臉，知道再勸也是徒勞。他默默退下，心頭卻像壓上了祁門四周的山巒，沉甸甸的。他回到自己那間簡陋的簽押房，桌上攤著謄寫了一半的舊詩：“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墨跡未乾，詩句裡的萬丈豪情，此刻在現實的群山圍困下，顯得如此蒼白無力。困在這“釜底”做個抄抄寫寫的幕僚，與左季高在外募兵練勇、即將獨領一軍的意氣風發相比，雲泥之彆！他煩躁地將筆擲在硯台上，濺起幾點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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