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九章醫道新芽上）
萬曆三十七年的盛夏，在北方戰事暫歇、東南海疆劍拔弩張、內陸災荒與動蕩並起的背景下，京城“動力研習所”的高牆內，沈驚鴻的思緒卻飄向了另一個關乎國本民命的領域——醫學。
福建洪災後的疫情雖因他提出的超前措施得到部分控製，但各地傳來的消息依然觸目驚心。傳統的傷寒療法在麵對複雜多變、尤其是大規模瘟疫時，往往力有不逮，誤治、枉死者不計其數。沈驚鴻深知，在缺乏現代微生物學理論的古代，要想在醫學上取得突破性進展極其困難，但他腦海中清晰記得一個名字——吳有性字又可），那位在明末曆史上撰寫了《瘟疫論》，創立“戾氣”學說，對溫病學發展起到奠基作用的偉大醫家。
《瘟疫論》的核心在於跳出了傳統傷寒論“六淫”致病的框架，提出了“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彆有一種異氣所感”，這種“戾氣”可通過口鼻侵入，具有傳染性，且不同瘟疫由不同“戾氣”引起。這無疑是中醫理論在傳染病認識上的一次革命性飛躍，其思想雛形，正應孕育於這個瘟疫頻發的時代。
“必須找到他！”沈驚鴻下定決心。此時吳有性ikey還隻是一位遊走於民間、名聲不顯的郎中，依靠太醫院或常規官府的渠道很難尋訪。沈驚鴻想到了太子的力量，更想到了滲透於帝國各個角落的錦衣衛。
次日，沈驚鴻求見太子朱常洛。他沒有過多解釋理論，而是直接陳述利害：“殿下，去歲閩省大疫，今歲各地災荒之後，恐又有疫情萌發。傳統醫理於時疫一道，常有扞格。臣聞江南民間有一奇醫，名吳有性，字又可，於瘟疫診治彆有心得，或能補太醫院之不足。若能尋得此人，加以扶持，係統總結其法，推廣天下，活人豈止百萬？此乃穩固民心、保全元氣之要務，其功不亞於強兵利械！”
朱常洛經曆了福建疫情和各地民變的震動，深知瘟疫與動蕩往往相伴相生，是動搖國本的大患。他對沈驚鴻的判斷已有相當信任，聞言立刻重視起來：“竟有此等奇人？若能尋得，確是國家之幸。此事……或可借助錦衣衛之力，暗中尋訪，以免驚擾。”
“殿下聖明。”沈驚鴻補充道，“尋訪時，可留意其是否對‘非風非寒’之熱病、具有‘傳染’特性之疾病有獨到見解。找到後，可先請至蘇氏‘慈幼醫館’相助，一則便於觀察其能，二則內子蘇卿卿亦通醫理，可與之切磋，共研救人之術。”
朱常洛點頭應允，隨即通過隱秘渠道，向錦衣衛下達了尋訪名醫吳有性的密令。一張無形的尋人網絡，悄然在江南乃至更廣闊的區域內鋪開。
就在錦衣衛暗中尋人之際，蘇卿卿的“慈幼醫館”也迎來了新的挑戰與機遇。隨著牛痘接種法的初步推廣和福建災後防疫實踐經驗的積累，醫館在京城下層民眾和部分開明士紳中積累了不少聲望。前來求診者日多，尤其各種疑難發熱、具有傳染傾向的病人被送來不少。這既給了蘇卿卿大量的一手臨床資料，也讓她深感傳統方劑在某些病症麵前的無力。
她與沈驚鴻深夜探討，沈驚鴻便將他所知的、關於《瘟疫論》的一些核心思想，用這個時代能理解的語言，小心翼翼地透露給她：“卿卿，我曾閱一些雜家筆記，有猜想認為，有些凶猛疫病，並非尋常風寒暑濕，或是一種更為細微、獨特的‘病氣’，可隨呼吸、接觸直接染人，且不同疫病，其‘病氣’性質各異，故用藥也當有彆……”
蘇卿卿聰慧絕倫，聞言美眸一亮，如同黑暗中見到一縷微光：“夫君此言，與我所見諸多病例隱隱相合！有些高熱、發斑、傳染極快的病症，用傷寒之法總覺隔靴搔癢。若依此論，則診治思路當大變！首要或在‘避其毒氣’，而後辨其‘毒氣’性質對症下藥，而非一味發散或攻下！”
她立刻開始在醫館的診療中嘗試運用這種新思路，更加注重觀察疾病的傳染性、起病方式、症狀特異性，並詳細記錄不同治法包括一些她自己摸索的、側重清熱解毒、疏利透達的方子）的效果。沈驚鴻則利用“格物學堂”的資源，為她提供了更精確的天平用於規範藥量）、改良的顯微鏡雛形雖然倍數極低，但已能觀察一些粗大物體），鼓勵她進行更細致的觀察和記錄。
數月之後，錦衣衛果然不負所托，在江南某地尋訪到了時年約四十餘歲、正在民間行醫、對瘟疫治療確有獨到心得的吳有性。起初，吳有性對於被官府尤其是名聲不算太好的錦衣衛）找到頗為警惕，但得知是請他前往京城，與創辦“慈幼醫館”、推廣牛痘的沈夫人蘇卿卿共同研討醫術後，疑慮稍減。加之錦衣衛態度還算客氣，言明是太子關注醫道，他便在半請半“護送”下，來到了北京城。
吳有性的到來，在“慈幼醫館”內掀起了一場靜悄悄的醫學革命。這位麵容清臒、目光沉靜的中年醫者，性格有些執拗，但一談及瘟疫，便眼中放光，言語滔滔不絕。他與蘇卿卿一見如故——蘇卿卿敬佩他豐富的臨證經驗和敢於質疑經典的勇氣，吳有性則驚歎於蘇卿卿的悟性、開放態度以及她所嘗試的、基於細致觀察和數據分析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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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日夜切磋，吳有性係統地闡述了他尚在形成中的“戾氣”學說，解釋了為何瘟疫“非傷寒、非中風、非暑、非濕”，而是“感天地之戾氣”。蘇卿卿則分享了沈驚鴻提出的“病氣”猜想、牛痘接種的實踐依據，以及她按照新思路記錄的大量病案和用藥對比數據。
思想的碰撞激發出璀璨的火花。吳有性的理論在蘇卿卿這裡得到了係統的整理、驗證和補充；蘇卿卿的實踐則因吳有性理論的指導而變得更加有的放矢。沈驚鴻則作為“催化劑”和“後勤部長”，為他們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更規範的病曆記錄格式、藥物有效成分的初步提純嘗試如嘗試用酒精萃取某些草藥成分）、甚至提議建立嚴格的“病患分組對照”以驗證療法有效性雖然受限於倫理和條件難以完全實施，但這種思想已植入二人心中）。
在沈驚鴻的建議和太子的默許下，一個名為“疫病研察社”的小型學術團體在“慈幼醫館”內部成立，由吳有性主導，蘇卿卿協助，開始係統整理、研究各種瘟疫病例，並著手將吳有性的理論和他們共同的實踐經驗編纂成書，書名暫定為《瘟疫論辨》。這本書不僅包含了吳有性原有的“戾氣”學說、達原飲等著名方劑，更融入了蘇卿卿在防疫隔離、用藥精準量化、臨床數據記錄等方麵的創新，其內容之先進，遠超曆史上原本要晚些年才問世的《瘟疫論》。
這一係列舉動，自然引來了太醫院和一些保守醫者的非議。“離經叛道”、“標新立異”、“婦人乾政指蘇卿卿）”的指責聲隱約可聞。但此時，太子朱常洛的態度起到了關鍵作用。他親自調閱了部分“疫病研察社”整理的、對比新舊療法療效的案例報告，雖不能完全看懂其中醫理，但那清晰的數據對比和顯著的治療效果差異，讓他意識到這套新醫學的價值。他再次頂住壓力，對太醫院的質疑不予理會，甚至私下撥款支持“疫病研察社”的研究。
沈驚鴻站在幕後，看著吳有性與蘇卿卿在醫學領域披荊斬棘，心中感慨萬千。他知道，引入吳有性，推動《瘟疫論》的提前問世和深化，其意義絕不亞於造出幾門新式大炮。這是在為這個多次多難的帝國，鑄造一道無形的、卻更為持久的“健康長城”。當戰爭的硝煙散去，當災荒的傷痕平複，一個民族能否延續其文明的火種，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能否在疾病的肆虐中存活下來，並保持足夠的生機與活力。
醫學的微光，與技術革新、軍事強盛一樣，都是他試圖為這個時代點燃的、照亮未來之路的星火。而這一切，都與他身邊那位聰慧堅韌的妻子，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他們不僅是生活的伴侶，更是在這條艱難改革路上，誌同道合的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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