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歲那年，山裡的冬天來得特彆早，才剛剛入冬，寒氣就像一頭凶猛的野獸，毫不留情地撲向人們，讓人不得不早早地穿上厚厚的棉襖來抵禦嚴寒。
我們的村子很小，隻有七戶人家，像七個孤獨的小蘑菇一樣，靜靜地窩在山坳裡。這裡的人們彼此之間都非常熟悉，熟得就像一家人一樣。
張大爺那時候已經五十多歲了，他是我們村裡最熱心腸的人，不管誰家有什麼事情，他總是第一個趕到現場，幫忙出謀劃策，解決問題。大家都很喜歡他，也很尊敬他。
就在那一天，天還沒亮的時候，張大爺突然說要上山去砍點柴火。他說冬天到了，家裡的柴火不夠用，得提前準備一些。於是，他背起斧頭，迎著清晨的寒風，獨自一人上了山。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去，張大爺就再也沒有回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到了晌午，張大爺還是沒有回家。村裡的人們開始擔心起來，紛紛順著山路去找他。
當大家終於找到張大爺的時候，都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隻見張大爺靜靜地躺在深溝裡，他的身體已經變得冰冷，沒有了一絲氣息。很顯然，他是在砍柴的過程中不小心失足掉進了深溝裡，遭遇了不幸。
按我們山裡的說法，這叫“凶死”，是不吉利的。老人們搖著頭，嘴裡念叨著“冤有頭債有主”，但張大爺明明是自己失足，哪來的冤主？
葬禮那天，請來了鄰村的道士。八個壯漢要去抬棺，可那棺材就像長了根似的，紋絲不動。又加了四個人，十二個漢子憋紅了臉，棺材才勉強離地。道士的額頭上沁出冷汗，拂塵抖得厲害，連聲說：“不肯走，他不肯走啊！”
法事做了一輪又一輪，紙錢燒了一籮又一筐，最後棺材總算被抬了起來，一路搖搖晃晃上了山。下葬時，天色已經暗了，山裡刮起冷風，吹得人心裡發毛。
那天傍晚，我幫鄰居做完零活正要回家。天色將黑未黑，山霧漫上來，把小路裹得朦朧朧。我們村沒有電，這時候各家各戶應該都點起了煤油燈，準備吃晚飯了。
就在轉彎處，我看見一個人影朝我走來。
起初我沒在意，山裡就這麼幾戶人家，不是叔就是伯。但越走越近，我心裡忽然咯噔一下。
那人穿著深藍色的壽衣，頭上戴著毛線織的帽子，正是下葬時給張大爺穿戴的那頂。最嚇人的是那雙布鞋——我們平日乾農活都穿解放鞋或膠鞋，隻有入殮時才給穿手工做的黑布鞋。
他根本不是走著，而是飄著過來，腳不沾地，寂靜無聲。
我想喊一聲“張大爺”，話到嘴邊卻卡住了。他不是已經死了嗎？今天剛下的葬，我親眼所見！
我們距離不到兩米，我能看清他帽子的紋理，壽衣的扣子，甚至布鞋上的針腳，唯獨看不清他的臉。那張臉仿佛蒙著一層霧，明明有五官輪廓，卻模糊得像隔了一層毛玻璃。
我呆立原地，足足幾秒鐘，大腦一片空白。等反應過來，恐懼如冰水潑麵，我“哇”的一聲哭出來，轉身就跑。
我要回家的路正好是他來的方向，我不敢過去，隻能往反方向狂奔。山路坎坷，我摔倒了又爬起來，不敢回頭，隻覺得後背發涼，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追我。
我終於跑到二叔家，一頭撞進門，話都說不全，隻會哭喊著：“看見張大爺了！看見張大爺了！”
那晚我就病了，發高燒，說胡話。一閉眼就是那個穿壽衣的身影，還有那雙懸空的布鞋。我整夜哭鬨，驚得全家不得安生。
山裡沒有醫院，唯一的藥就是青黴素。吃了幾天，一點也不見好。每到天黑，我就縮在母親懷裡發抖，說什麼也不敢閉眼。
親戚們請來幾個道士，每個一進門就皺眉，不等開口便問：“是不是有人凶死？孩子是不是衝撞了？”可法事做了一場又一場，我的病卻一日重過一日。
整整一個月，我瘦得脫了形，眼看就要不行了。最後，母親咬牙請來了山外有名的劉屠夫。
劉屠夫是個殺豬的，一身煞氣，據說鬼魅都怕他。他一來，先在門口剁了隻公雞，血濺三尺。然後拎著雞和供品，帶我上了張大爺的墳。
墳前，劉屠夫粗聲粗氣地說：“老張頭，孩子小，不懂事，衝撞了您老人家。您大人有大量，彆跟娃娃計較。該走就走，莫留戀陽間了！”
他讓我磕了三個頭，在墳前燒了紙錢。回來後，在我脖子上掛了一道符，腳踝係上三枚銅錢。
說也奇怪，第二天我就退了燒，能吃能睡，不再胡言亂語。不出三五日，完全好了過來。
後來劉屠夫告訴我家人，張大爺死得突然，心有牽掛，不肯離去。那日撞見我，或許是想托付什麼話，卻不知人鬼殊途，反而嚇壞了孩子。
多年後我離開大山，到城裡讀書工作，見過許多世麵，卻始終忘不了那個黃昏。有時我想，或許張大爺並非惡意，隻是這世間，人鬼終究不同路。陰陽兩隔，最好的告彆，就是互不打擾。
直到現在，冬天傍晚天色將黑未黑時，我仍不願獨自走在僻靜小路上。總覺得霧靄深處，似有什麼東西，穿著布鞋，飄行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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