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兩天，像是在噩夢中踩著棉花，深一腳淺一腳，虛幻而煎熬。陳默幾乎不眠不休，像一具被上了發條的機器，麻木地處理著離校的一切。
畢業證和學位證，那兩張輕飄飄卻又重若千鈞的紙，成了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他翻遍了所有口袋，清點了每一分硬幣，甚至翻出了那台破電腦裡幾乎所有的零件——它們或許還能值點錢，但短時間內根本找不到買家。最終，他顫抖著手，從趙教授那筆借款裡剩下的、他原本打算作為最後生存保障的錢中，抽出了厚厚一遝，去財務處繳納了拖欠的住宿費。
拿到那張薄薄的收據時，他感覺自己的靈魂仿佛都被抽走了一部分。那筆錢，本可能是母親一個月的藥費，是家裡拖欠債務的一部分，現在，隻是為了換取他離開的“資格”。
他用剩下的最後一點錢，買了一個最便宜的二手手機卡，因為學校的號碼即將被注銷。然後，他開始瘋狂地在網上尋找最廉價的出租屋信息。
“城中村”、“床位”、“合租”、“押一付一”…這些關鍵詞像針一樣刺眼，但他彆無選擇。他不敢告訴家裡自己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所有的通訊，都隻能暫時依靠這個新的、無人知曉的號碼。
離校的最後時刻終於到來。他扛著那個巨大的、塞滿了所有家當的編織袋，拖著那個輪子不太好使的破舊行李箱，像逃難一樣，在所有留校學生複雜目光的注視下，低著頭，匆匆逃離了那座生活了四年、卻最終未能給他一條出路的象牙塔。
公交車搖搖晃晃，駛離熟悉的大學城，窗外的景色逐漸變得淩亂、破敗。高樓大廈被低矮密集的“握手樓”取代，整潔的街道變成了坑窪不平、擠滿小販和電動車的狹窄巷弄。空氣也變得渾濁，彌漫著油煙、垃圾和某種潮濕黴變混合的氣味。
這就是城市光鮮表皮下的真實褶皺，是無數像他一樣的外來者最初落腳、掙紮求存的“第一站”。
根據網上查到的模糊地址和聯係電話，他在一片如同迷宮般的巷弄裡輾轉了將近一個小時，才終於找到了那個貼在電線杆上的、歪歪扭扭寫著“有房出租”和電話號碼的紅紙。
電話打通，一個帶著濃重本地口音、語速極快的女人讓他等著。十幾分鐘後，一個穿著睡衣拖鞋、頭發卷著發卷、嘴裡叼著煙的中年婦女趿拉著步子走來，上下打量了他一下，目光在他寒酸的行李上停留片刻，沒什麼表情地說：“跟我來。”
她就是房東。她帶著陳默穿過一條僅容一人通過的、陰暗潮濕的窄巷，兩旁的樓房牆壁斑駁，裸露著各種電線和水管。炒菜的油煙從窗戶裡直接排出，孩子的哭鬨聲、麻將的洗牌聲、夫妻的爭吵聲從不同的門洞裡傳來，混雜成一片嗡嗡作響的、令人頭暈的市井交響樂。
最終，她們停在一棟六層高的舊樓前，牆皮大麵積脫落，露出裡麵的紅磚。樓道狹窄陡峭，沒有燈，散發著濃重的尿騷味和垃圾的酸腐氣。
“在頂樓，便宜。”房東言簡意賅，率先往上爬。
陳默咬著牙，扛著沉重的行李，艱難地跟在後麵。樓梯扶手積滿了油汙，他不敢去扶。每層樓都對著好幾扇門，有些門口堆放著鞋架和垃圾袋。
爬到六樓，房東已經有些氣喘，她用鑰匙打開一扇鏽跡斑斑的鐵門，又推開裡麵一扇木門。
一股難以形容的、混合著黴味、灰塵味、廉價消毒水味和陌生人體味的渾濁空氣撲麵而來，嗆得陳默差點吐出來。
房間很小，不到十平米。原本可能是一個稍大的房間，被粗糙的石膏板隔成了三個小隔間。房東打開的是最裡麵的一間。
“就這間。一個月三百五，押一付一，水電網費均攤。最小，但也最便宜。”房東靠在門框上，吐著煙圈，語氣不容商量。
陳默的目光掃過這個他將要棲身的“窩”。
一張鏽跡斑斑的鐵架床，占去了大半空間，上鋪堆著一些看不清是什麼的雜物，下鋪鋪著一張發黃發黑、布滿可疑汙漬的草席。一個歪歪斜斜的、桌腿用磚頭墊著的破桌子。牆上糊著發黃的舊報紙，很多地方已經受潮起泡、黴變，露出後麵灰暗的牆體。一個小小的、布滿油汙的窗戶，對著隔壁樓同樣臟汙的牆壁，距離近得幾乎可以握手，光線極其昏暗，即使是在白天，房間裡也如同黃昏。
隔板的厚度可想而知，隔壁哪怕輕微的咳嗽聲都能聽得一清二楚。他甚至能聽到隔壁有人在打呼嚕。
廁所和廚房是公用的，在走廊儘頭。他剛才路過時瞥了一眼，廁所的門關不嚴，地麵永遠濕漉漉、滑膩膩，散發著一股惡臭。廚房的水池裡堆滿了沒洗的碗筷，蟑螂明目張膽地爬過。
這就是他所能負擔的極限。這就是他踏入真正“社會”的第一個落腳點。
一股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挫敗感和屈辱感，像冰冷的潮水，瞬間將他淹沒。從窗明幾淨的大學宿舍、書香彌漫的圖書館，到眼前這個陰暗、肮臟、嘈雜的鴿子籠，這種落差巨大到近乎殘忍，幾乎要擊碎他最後一點心理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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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掉頭就走，但他能去哪裡？橋洞？公園長椅？他連三百五一個月的房租，都快要付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