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達維亞總督府那令人窒息的氛圍中忐忑不安地度過了數周，範·德·桑德敏銳地察覺到，科恩總督雖然對他依舊冷淡，甚至帶著一絲難以化解的怨懟，但已開始默認為條約的既成事實。
總督府的書信官員們日夜忙碌，起草著發給阿姆斯特丹的初步報告，核算著第一批賠付白銀的籌集與裝船事宜，巴達維亞的港口也開始按照條約規定，重新調整前往大明進行貿易的船隻指令和貨品清單。
然而，範·德·桑德深知，自己在這裡如同一個多餘的、甚至是不受歡迎的幽靈。科恩需要獨自麵對內部的壓力，更需要一個“替罪羊”來分擔董事會的怒火，而自己繼續留下，隻會讓局麵更加尷尬和危險。
更重要的是，他懷揣著那份比性命還要珍貴的手稿，那份來自張德安的《東方見聞錄》。
它像一團火，在他胸中燃燒，催促他必須儘快將其帶回歐洲，公之於眾。
他找到了一個無可挑剔的理由，向科恩提出申請：“總督閣下，我認為，我有責任，也必須親自返回阿姆斯特丹，麵向十七人董事會，詳細陳述我在明國首都的所見所聞，解釋條約簽署前後我們所麵臨的、無法抗拒的嚴峻局勢。書麵報告無法傳遞那種……那種令人絕望的壓迫感。唯有親口訴說，才能讓紳士們理解我們為何必須接受這些條款。”
科恩坐在他那張巨大的辦公桌後，目光深邃地打量著範·德·桑德，手指無意識地敲擊著桌麵。
他清楚範·德·桑德的意圖，某種程度上，他也樂見其成。
讓這個親手簽署了恥辱條約的人去直麵董事會的風暴，總比自己獨自承擔所有炮火要好。
他沉吟片刻，最終點了點頭，語氣淡漠：“你說得對，桑德先生。董事會確實需要一份詳儘的、第一手的報告。我批準你的請求。願你一路順風，也希望你的口才能像你描述明朝巨人時那樣……富有說服力。”
天啟十六年夏季，南半球的信風開始轉向，範·德·桑德登上了返回荷蘭的東印度商船“飛翔號”。
這一次的航程，與來時的心境截然不同。不再是屈辱與恐懼交織的流放感，而是一種肩負著重大使命的、焦灼的期盼。
漫長的航程中，他幾乎將自己封閉在狹窄的艙室內，就著搖曳的鯨油燈光，反複研讀那本拉丁文手稿。每一次閱讀，都有新的發現和更深的震撼。
手稿中，張德安以驚人的細致和冷靜的筆觸，剖析了大明帝國的政治骨架：內閣如何運作，司禮監如何在皇權與文官係統間取得微妙的平衡，科舉製度如何高效地將全國的知識精英吸納進龐大的官僚機器。
農業部分記載的精耕細作技術、複雜的輪作製度和高效的肥料使用，其單位畝產足以讓歐洲任何一位農學家瞠目結舌。
手工業部分，不僅描述了瓷器和絲綢登峰造極的工藝，更提及了規模化、標準化的生產雛形。
軍事組織方麵，從衛所製度到新軍的募兵、訓練、後勤體係，其嚴密性和科學性遠超歐洲此時的傭兵製度。
而最讓他心馳神搖又困惑不安的，是那些關於“格物致知”哲學思想的論述，以及對手稿中隱約提及的、關於一種全新“能量”他理解為類似蒸汽，但又似乎有所不同）技術應用的模糊記載。
“我們就像井底之蛙，”他在航行日記中寫道，“長久以來，我們憑借著幾艘帆船、幾尊火炮，就傲慢地以為觸摸到了世界的邊界，甚至自以為代表了文明的頂峰。張德安的手稿，像一把鐵錘，砸碎了這口井的井壁。外麵是一個我們完全無法想象，甚至無法理解的廣闊世界。我們的傲慢，源於我們的無知。”
幾個月後，飽經風浪的“飛翔號”終於駛入了熟悉的須德海，阿姆斯特丹港那繁忙的景象和縱橫的運河映入眼簾。範·德·桑德顧不上回家與親人團聚，甚至來不及換下沾滿海鹽氣息的衣物，便懷揣著手稿抄本，第一時間趕往東印度公司那宏偉的總部——“東印度之家”，請求緊急覲見十七人董事會的核心成員。
果不其然，由科恩總督初步送達的條約內容，已經在董事會內部引發了海嘯般的震動。會議室內，氣氛凝重得能滴出水來。長條桌旁，圍坐著荷蘭聯省共和國最有權勢的一群商人，他們的臉上寫滿了憤怒、難以置信和深深的憂慮。
“四百萬兩！還有台灣！範·德·桑德，你知不知道台灣的戰略位置？那是我們通往日本、窺伺中國大陸的跳板！你就這樣拱手讓人了？”一位來自澤蘭省的董事，範·伯克爾，用力拍打著桌麵，咆哮道。
另一位來自阿姆斯特丹本地的董事，德·維特，語氣則更加冰冷：“公開謝罪？貿易限製？這不僅僅是金錢的損失，這是荷蘭共和國聲譽的掃地！是我們東印度公司信用和威嚴的崩塌！以後我們在遠東，還如何立足？如何與那些土著王公、與其他歐洲公司打交道？他們會認為我們軟弱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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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德·桑德站在長桌的末端，像一名等待宣判的囚徒。他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他早已預料到這一切。
“尊敬的各位董事，”他的聲音起初有些沙啞，但很快變得清晰而堅定，“我完全理解諸位的憤怒。
當我坐在紫禁城的偏殿裡，被迫在那份文件上簽下名字時，我感到的屈辱，比諸位此刻的憤怒，要強烈十倍、百倍！”
他抬起頭，目光掃過一張張或憤怒或鄙夷的麵孔，開始了他精心準備的陳述。
他沒有過多辯解，而是用極其生動、甚至略帶誇張的語言，描繪了他在大明的見聞。
他描述了明朝京營演武時，那如山如林、沉默前進的步兵方陣，以及火炮齊射時地動山搖的恐怖場景；他詳細敘述了東瀛日本）如何在短短數月內被明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征服，德川幕府如何覆滅，盧象升如何立碑富士山，強調荷蘭在日貿易據點是如何一夜之間化為烏有；他尤其著重描述了那令人靈魂戰栗的“鋼鐵長龍”——蒸汽機車，形容它如何噴吐著濃煙，發出巨獸般的咆哮，以超越任何駿馬的速度，拖拽著數十節車廂在鐵軌上飛馳。
“先生們！”範·德·桑德的聲音帶著一種近乎絕望的誠懇，“我懇請你們理解，我們麵對的，不是一個可以靠幾艘戰艦封鎖、幾場海戰就能逼其就範的對手。
我們麵對的，是一個正在經曆著我們無法理解的、劇烈變革的龐然大物！一個擁有近乎無限人力、嚴密組織能力和……和某種超越我們認知的技術的超級帝國！
簽署這份條約，絕非懦弱，而是在當時絕境下，唯一能為公司保全一絲在遠東存在，保住我們在香料群島、在印度、在波斯灣利益的理性選擇！
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如果當時我拒絕簽字，恐怕此刻，巴達維亞是否還能飄揚著我們的voc旗幟，都要打上一個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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