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途何處七）
飛飛六歲生日那天，顧澤在兒子的許願聲中捕捉到了一句輕聲的呢喃：“我想讓爺爺看我戴紅領巾。”
這句話像一根細針，輕輕刺破了家中維持已久的平靜。顧澤與王媚交換了一個眼神，都在對方眼中看到了同樣的憂慮——父親顧建國的病情，已經瞞不過敏感的孩子了。
從杭州探望爺爺回來後，飛飛的畫風發生了明顯變化。他不再畫那些色彩斑斕的橋梁，轉而用深色係描繪醫院、輪椅和藥瓶。有一張畫尤其讓顧澤心驚：病床上的老人伸著手，床邊的孩子卻隔著玻璃窗，可玻璃上反射的竟是自由女神像的輪廓。
“爸，爺爺會好起來嗎？”睡前，飛飛摟著顧澤的脖子問。
“醫生在儘力。”顧澤輕撫兒子的背，避開了直接回答。
事實上，顧建國的肺癌已到晚期，醫生坦言剩下的時間不超過半年。這個診斷讓顧家陷入了新的兩難：是讓老人在熟悉的家鄉走完最後一程，還是接來北京接受更好的治療但同時離開故土？
“你爸昨天跟我說，他想看看雲雲學會走路。”視頻通話裡，顧澤的母親抹著眼淚，“但他又不願意來北京，說不想給孩子添麻煩。”
王媚輕輕按住顧澤的手：“這個周末我帶孩子們回去。你留在北京處理工作。”
這個提議讓顧澤既感激又愧疚。王媚自己的身體還沒完全恢複，要獨自帶兩個孩子長途跋涉並不輕鬆。但“橋”項目正在關鍵階段，他確實脫不開身。
周五晚上，顧澤送妻兒去高鐵站。飛飛興奮地背著裝滿畫作的小書包，說要給爺爺看他的新作品。雲雲在嬰兒車裡咿呀學語，對即將到來的旅程渾然不覺。
“到了給我電話。”顧澤擁抱王媚，在她耳邊低語，“謝謝你。”
王媚微微一笑：“我們是一家人。”
望著高鐵緩緩駛出站台，顧澤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孤獨。這種孤獨與多年前在美國時不同，那是對陌生環境的不適應；而此刻，是在熟悉的土地上感到的無能為力。
回到空蕩蕩的家，顧澤打開電腦，卻無法集中精力工作。屏幕上，“橋”項目的方案書仿佛在嘲笑他——他致力於搭建文化之橋，卻連家人最迫切的需求都難以滿足。
深夜，王媚發來了視頻。鏡頭裡，顧建國坐在輪椅上，飛飛正耐心地喂他吃蘋果泥。老人的臉上洋溢著幸福，與上次見麵時判若兩人。
“爸今天精神很好，吃了小半碗粥。”王媚輕聲說，“飛飛一直陪著他說話。”
顧澤看著屏幕上其樂融融的畫麵，突然明白了父親不願來北京的原因——在杭州，他依然是家的主人；在北京，他隻能是個病人。
周一回到公司，顧澤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申請調回杭州分公司。
“你確定嗎？”上司驚訝地問，“你在總部的發展前景很好。”
顧澤點點頭：“有些事比職業發展更重要。”
這個決定他沒有提前與王媚商量。他知道妻子為“橋”項目付出了太多，不願因自己的選擇讓她為難。但出乎意料的是，當他在電話裡告知王媚時，妻子隻是沉默了片刻，然後說：“我支持你。其實我最近也在考慮，‘橋’是否可以擴展到杭州。”
原來，王媚早已在暗中調研杭州的教育市場，並初步接觸了幾家本地機構。更讓顧澤感動的是，她甚至已經著手在杭州尋找合適的辦公場地。
“你什麼時候開始計劃的？”顧澤問。
“從上次看到飛飛畫的那張畫開始。”王媚輕聲說，“橋不僅要連接中美，也要連接家人啊。”
他們決定采取分階段的方式：顧澤先回杭州安頓，同時照顧父親；王媚帶著孩子暫時留在北京，逐步將“橋”項目的工作重心南移；等一切就緒後，全家在杭州團聚。
這個計劃說起來簡單，執行起來卻困難重重。顧澤在杭州的工作強度遠超預期，他要適應新環境，又要照顧日益虛弱的父親。王媚在北京獨自帶著兩個孩子，還要管理項目，常常累得在沙發上睡著。
最讓人擔心的是飛飛。轉學手續還沒辦好，他暫時留在北京的幼兒園。每次視頻，他都急切地問：“爸爸，我們什麼時候去杭州？爺爺想我了。”
顧澤隻能安慰他：“很快，等雲雲學會走路。”
事實上，雲雲確實在努力學習走路。王媚發來的視頻裡，小姑娘扶著茶幾搖搖晃晃地邁步，飛飛在一旁保護著妹妹，嘴裡念叨著：“小心，雲雲，我們要一起去杭州看爺爺。”
十一月底，顧建國的病情急劇惡化，住院治療。顧澤日夜守在病床前，看著父親一點點消瘦下去。
一天深夜，顧建國突然清醒過來，對顧澤說：“我夢到你媽了。她說那邊的房子都準備好了，就等我搬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