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張建國沉默的影子形象截然相反，王桂花是張家溝村裡一個無法被忽視的存在。老方在村裡的調查甫一開始，這個名字就以極高的頻率出現在各種對話中，伴隨著村民們複雜的神情——有鄙夷，有畏懼，也有幾分說不清道不明的“佩服”。
就在老方抵達張家溝村的第二天下午，一場突如其來的春雨困住了幾個在村口小賣部門簷下閒聊的村民。老方佯裝避雨，很自然地加入了閒聊。話題很快扯到了張家。一個穿著舊軍大衣的老漢磕了磕煙袋，壓低聲音說：“要說老張家，當家做主的，可不是張建國那個悶葫蘆，是他屋裡那個婆娘，王桂花！那女人，厲害著呢！”
“可不是嘛，”旁邊一個中年婦女接口道，語氣帶著點八卦的興奮，“桂花嬸子那算盤打得精著呢！你看她家，老張掙那點錢，耀祖又不著調，可她愣是把家裡那點東西攥得死死的。前些年村裡征地，就那麼點補償款，彆家早就霍霍完了，她家愣是還能摳出錢來給兒子在縣裡湊首付，雖說也沒湊夠吧……”
老方默默地聽著，雨水順著屋簷滴落，在腳下彙成小小的水窪。他扮演的采購員身份讓他可以自然地拋出問題：“哦？這麼能乾？那她家閨女豔紅出去打工，也是她安排的？”
“那可不！”中年婦女像是打開了話匣子，“豔紅那丫頭，初中沒念完就被她叫回來了。說是讀書浪費錢，女孩子早點出去掙錢是正經。先在縣裡餐館端盤子，後來聽說南邊工資高，就又打發到南邊去了。唉，那丫頭也是命苦，掙點錢估計都寄回來了，自己怕是連件新衣裳都舍不得買。”話語裡帶著一絲對張豔紅的同情，但對王桂花的行為，似乎又帶著一種在貧困鄉村司空見慣的默認。
“摳”出來的掌控力
老方通過後續幾天的觀察和多方印證，逐漸勾勒出王桂花“精明”的具體麵貌。這種精明，首先體現在對家庭資源的極致掌控上。
張建國的工資卡，由王桂花牢牢把持。每個月工資到賬，她會取出少量現金作為最基本的生活開銷，剩下的便存入她自己的存折。這筆錢的用途，必須經過她的審批。即使是買一包煙，張建國也需要向她伸手，並時常遭受數落。她對日常開支的計算精確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每一分錢都必須花在“刀刃”上——這個“刀刃”，在她看來，首先是兒子張耀祖，其次是維持家庭最基本的體麵（比如人情往來），至於張建國和張豔紅的需求，則被壓縮到最低限度。
一位曾與王桂花因田地邊界發生過小摩擦的鄰居，私下裡對老方（以調研員身份）抱怨：“王桂花那個人，一點虧都不能吃！跟她家沾邊的事，算得門兒清。芝麻大點利益，她都能爭破頭。你看她家那院子收拾得，連根草都不多見，東西歸置得那叫一個緊巴，跟她這人一樣，處處透著算計。”
老方也確實觀察到，張家的院子雖然房屋陳舊，但打掃得異常乾淨，甚至有些空曠，雜物堆放井然有序，帶著一種近乎苛刻的整潔，缺乏尋常農家院的煙火氣和隨意感，仿佛映射著女主人緊繃的神經和對秩序的絕對控製欲。
重男輕女的邏輯內核
王桂花的精明與算計，有一個明確的核心導向：兒子張耀祖。在她的價值體係裡，兒子是傳宗接代、養老送終的根本，是她在村裡立足和炫耀的資本（儘管張耀祖目前並未提供這種資本）。而女兒，終究是“彆人家的人”，是“賠錢貨”，其最大價值在於出嫁前為家庭、尤其是為兄弟做出的貢獻。
關於張豔紅輟學打工的決策，老方從一位與王家有點遠親關係的老人那裡聽到了更詳細的版本：“那時候豔紅成績還行，老師都找到家裡來了，說娃是塊讀書的料。可桂花死活不同意，說女娃讀那麼多書有啥用？不如早點出去學門手藝（其實是打工），還能幫襯家裡。為這事，豔紅那丫頭哭了好幾天，飯都不吃。可沒用，桂花主意正著呢，說‘這事由不得你’。”
老人歎了口氣：“她心裡那小九九誰不明白？耀祖那時候就不想念書，在外麵瞎混，桂花尋思著得趕緊給兒子攢錢娶媳婦啊。讓閨女出去掙錢，貼補兒子，在她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
甚至在張豔紅南下打工這件事上，王桂花也展現了她“精明”的一麵。她並非盲目地將女兒推出去，而是經過“評估”的。她打聽過南方的工資水平，比較過不同工廠的待遇，甚至通過村裡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大致了解了一些招工渠道。她替張豔紅選擇的，並非最辛苦的流水線，而是看似“更有前途”的大公司行政崗位應聘——儘管這種“前途”是基於她有限的認知和道聽途說。在她看來，進了大公司，哪怕是從最低的職位做起，也意味著更穩定、可能更高的收入，以及未來或許能幫襯到兒子的更大可能性。這份“投資”眼光，混雜著重男輕女的陳腐觀念和底層婦女生存智慧，顯得既可悲又可笑。
“唱念做打”的操控術
王桂花的精明，不僅體現在物質算計上，更體現在對家庭成員的情感操控上。她對懦弱的張建國，是直接的嗬斥和經濟控製；對不爭氣的兒子張耀祖，是抱怨中帶著溺愛和無限度的索取承諾；而對女兒張豔紅，則是一套“唱念做打”的組合拳。
老方的報告記錄了一位村民的生動描述：“桂花要是想管豔紅要錢，或者讓她乾什麼事，那招數多著呢。有時候是哭窮賣慘，說家裡多難，你哥多不容易；有時候是軟硬兼施，說‘媽這都是為你好，你以後還得靠你哥’；要是豔紅有點猶豫，她立馬能拉下臉來，罵她‘白眼狼’、‘白養你了’。那丫頭，到底心軟，又從小被她管怕了，最後多半還是依了她。”
在村裡，王桂花也善於經營自己的形象。在家境相似的主婦圈裡，她時常以“當家人”自居，抱怨當家的辛苦，炫耀自己對家庭的“貢獻”（比如如何精打細算維持家用），以及對兒子未來的“宏偉”規劃（儘管這些規劃大多不切實際）。她通過這種話語，一方麵強化自己在家庭內部的權威，另一方麵也在小範圍內獲取一種扭曲的認同感和優越感。
報告結論：生存焦慮下的極端利己主義
老方在報告的最後，對王桂花的人格進行了冷靜的剖析：
“目標人物王桂花，是典型在資源匱乏環境下形成的極端利己主義與實用主義者。其‘精明’與‘算計’本質是生存焦慮的外化表現，通過絕對控製有限資源（主要是經濟）來獲取安全感。其行為邏輯深受傳統重男輕女思想影響，將兒子視為自身價值延伸與未來保障，對女兒則視為可榨取的短期資源。情感操控手段熟練，善於利用道德綁架（孝道、家庭責任）與情緒施壓（哭鬨、指責）達到目的。性格強勢、控製欲極強，是家庭內部矛盾的主要源頭和張力核心。其行為模式在特定環境中具有一定‘生存合理性’，但對家庭成員，尤其是處於弱勢的女兒張豔紅，造成持續性的情感剝削與心理壓迫。”
這份報告，像一把冰冷的手術刀，剖開了王桂花看似“精明強悍”的外殼，露出了內裡被貧困、偏見和生存壓力扭曲的靈魂。韓麗梅翻閱著這些文字，眼前仿佛浮現出一個眼神銳利、嘴角緊抿、將全部生命能量都用於經營和守護那個破敗小家的農村婦女形象。
這個叫王桂花的女人，是她的生母。這個認知，沒有帶來任何溫情，隻讓她感到一種徹骨的寒意和疏離。正是這個女人的“精明算計”，直接導致了她幼年被送走的命運，也正在用同樣的方式，壓榨著另一個女兒的人生。
韓麗梅合上報告，走到窗邊，南國溫暖的陽光也無法驅散她心頭的冷意。張豔紅就是在這樣一個女人的掌控下長大的。那點眼底的倔強，要對抗的，不僅是貧困的環境，更是來自最親密之人的、以“為你好”為名的殘酷剝削。這讓她對張豔紅的處境，有了更具體、也更嚴峻的評估。那個女孩的南下，究竟是一次絕望的逃離，還是另一場被精心安排的、變本加厲的索取的開端？答案，或許就在後續關於張豔紅本人的深度報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