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由商部清查撤銷一處，允與日本合辦，惟聲明須按照中國礦業條例。
越數日，日使能支拐杖而行，會議仍遷回外部官邸，然答案已改了三次矣。
每件議案，總須磋商兩三次，故屢改答案，請示總統而行。
在移回外部會議時，日使即說，上次會議關於膠澳租借地內權益問題，尚未解決，今日先將這問題解決如何？
陸氏堅持不允先議。
日使問為何理由？
陸氏答以總要有了相對事實，才能決定承認與否，本席對於青島之德國權益，不甚明了，何能先予以籠統承認？且事或許有變化，目前先行承認，將來豈非為難？
日使謂，日本占領青島及膠濟鐵路，這是既成事實，不會變化。
陸謂凡事變化，豈能預知？
日使追問，貴總長所謂變更，到底所指何事，本席不能明白，請明白指示。
陸氏謂，貴國占領青島，將來仍還我國，這自決無變化。至其他權益，我尚未調查明白，即在將來開和會時，我國對於德國取得之權益，何去何從，尚未由政府決定，現在何能先議。
日使謂德國在青島之權益，自應由日本繼承，這是天經地義，將來開和會，各國決無異議。
彼此爭論兩日，陸氏堅持不肯先議。
日使強調日本決不以未經中國承認之事強中國承認，貴總長既然不肯先議，且看將來和會開議，決不會有與今日不同之處，隻先作存案可也。
後又議及閩浙鐵路問題，我方告以此案因與英國有關係，須要知會英國後再議。日使即說，既與英國有關，我方自可撤回。這是第一次痛快撤回，可知日本對英國聯盟之重視。
日使繼提福建不能讓租與他國問題。陸氏正色道，福建為我國行省，何能與他國有讓與行為？貴國提出此案，深為遺憾。
日使笑謂，因貴國有例在先，故請注意。
陸謂前有此糊塗行為，本決無此事。
日使仍一再要求，須請聲明，不用換文，亦不向日本聲明。
後改由中國自行聲明，中國領土，永遠自保完整，無論何省，決不與他國有讓與行為，福建亦不例外，將此聲明抄送日本。
我覺得這辦法，等於自騙自，不很妥當，然陸氏既已如此作，不必再說。
對於漢冶萍合辦問題，我方答以此係民間商營公司，不能越俎代謀，應與該公司自行商議。
日使請為介紹亦未允。
越日又議內地雜居問題，日使堅持甚力。會議多次，各執一辭，終未獲解決。
每當會議不能解決之時，總統常命餘與日使或小幡交換意見，為側麵之商談，探聽對方真意所在，有時因此而獲解決之途徑。
此次總統又命餘為側麵之商談，這種商談，僅是個人行為，不負正式會議之責任。
我去見日使，告以我國對日本人內地雜居為難情形。
日使說中國不允日本人內地雜居，不過仍有排外之心而已。
我答以中國並非有排外心，實在是日本人優越感太甚，致使彼此發生不愉快事情。中國人對外國人向來一視同仁，很有禮貌，而日本人對我國人往往輕蔑，甚至欺侮，因之使中國人受不了時，激起不快之事，反與國交有礙。所以不允內地雜居，在都市尚且如此，何況內地？
日使謂，東省地麵遼遠，人煙稀少，多些日人有何關係？我答以奉吉兩省內地，亦有人煙稠密之處，且東省人習慣，喜歡聚族而居，往往一鄉即是一族，他們與彆族同住尚不願意，何況與外人雜居？東省商埠如此之多，又有南滿廣大的附屬地，難道日本人尚不夠居住？
日使謂，商埠與附屬地，一為經商，一為護路。日本人長於農事，你是知道的，若今日人雜居內地，即可從事耕種墾荒，不出十年，東省荒地，變成熟地，多產糧食，於兩國都有益處，豈非兩利？
我記得他在會議時，沒有提過農事墾荒的話，
我即說此確是與兩國均有益處，但恐日人不慣寒冷耳。
日使笑謂，這是他們自己之事，我又說，中國租地耕種，各省都有慣，各處不儘相同，日人能照地方習慣否？
日使謂，當然要照當地習慣。
遂辭出，歸告陸總長，並報告總統，日使所言，意在墾荒耕種，若照此意，與雜居不同。
總統說，雖然如此，日本借墾荒為名，行其侵略陰謀，亦不可不防，你們姑擬一方案，就耕種方麵，謀解決之法亦是一法。遂擬方案如下
“吉奉兩省，不論官有民有地畝，允許日人訂立契約租借耕種（如係官荒，向地方管轄官吏商訂租約），定明晌數（東省一晌約合內地十畝），期限二十年，滿期後應無條件交還原業主。日本租地人應照納課稅，並服從中國地方法令，聽警察指導，及不違背地方上租地耕種之習慣。”
呈閱總統，亦以為然，遂又續商雜居問題。
陸氏說，雜居問題本席尊重貴方意見，再三研究，擬成新方案，與雜居之意不但不違背，且取雜居精意，希望貴使容納，解決此案。
日使閱後謂，此案容研究，下次再議。
及下次會議時，日使謂此案對於年限交還業主，及不背地方習慣各點，都有商量餘地，惟服從中國法令，聽中國警察指導，絕對不能同意，日本人無服從中國法令及聽中國警察指導之義務。若照貴方所擬，不啻剝奪條約上應享之權利，須知貴國尚未收回裁判權也。雖經餘等再三說明解釋，仍不得同意而散。
我又去使館見小幡書記宮，我說我方所擬方案與雜居已頗相近，日置公使不同意，且誤解方案之意，甚為可惜。
小幡問所謂法令，係指何項法令？如何性質？請為說明。
我謂不過違警令之類，並非法律。若不聽警察指導，設有兩人互鬥，沒有警察勸解，豈不有釀成人命之虞。至課稅更是輕到無可再輕，這是地方收入，請加調查，即可明白。此事不要看得太嚴重，須在事實上著想，不在法律觀點上著想，才是解決此案之辦法。從前貴國明治初年，外國人隻居留在長崎，不準自由往來他處。我國商人居留於長崎者，都遵照日本法律而行，今日中國情形與日本明治初年情形相仿，然中國待外國人比日本寬得多了。
反複辯論甚久，小幡始允轉達公使而彆。
我方將方案二十年改為“三十年”，滿期交還後又添“如雙方同意，可再展期，但不得過十年。”
服從中國地方法令，聽警察指導改為“服從中國警察法令”。此案已會議五次，側麵商談多次，答案又改了三次，爭到舌敝唇焦，對於“服從中國警察法令”??爭論最烈，我方始終認為維持秩序為不可少之條，與條約絕無關係，堅持不讓，終於就範。
至此，應商之案，都已商結，計第一條列為條約，此外議定者八件（或九件），均作為換文。
陸總長起立致詞謂“此次貴國所提條件，我方始終努力尊重貴方意見，均已議定解決，亦是貴公使開誠布公，得以有此結果，實為兩國前途之幸，謹代表向貴公使深致謝意。”
日使亦答言“貴總長深知兩國關係之切，前途非和平親善不足以增加友誼，顧全大局，至為感佩。尚有第五項各條，亦希望開誠商議，則兩國親善友誼益臻鞏固，不但為兩國前途慶，實為維持東亞和平慶，務請貴總長諒解此意。”
陸外長答謂“此次會議，本席已儘最大之努力以酬貴國之願望。至第五項，貴國本為希望條件，本亦以貴國提出此項條件，有損兩國友誼，本席絕對不能應命商議，務請原諒。”
日使請交換意見亦不允。日使再三要求，陸外長遂正色說“此等條件不應對於對等友邦提出，本席無論如何，不能商議，應請貴公使撤回。”言頗激烈。
日使亦謂“為兩國謀永久和平合作，本國才提出條件，貴總長謂有礙兩國友誼，實深遺憾。”遂於不歡中散會（原注以上記述，因年代久遠，手頭又無資料，隻憑記憶，頭緒紛繁，大略如此，難免有錯之處，深抱不安）。
休會至一星期，餘亦不去見日使，彼此僵持，瀕於決裂。
當日本提出廿一條向我國交涉以前，以盟邦關係，曾通知英，但不提第五項。後聞我國因不肯商議第五項，瀕於決裂，英報提到第五項，日從沒有向英提過，這種重要條件，不先告友邦，有欠誠意。
西報又謂，日本想獨占東三省，與美國開放門戶，利益均沾，實有違背之意。
日本曾來責問中國事前泄漏，有違預先聲明，我方自然極力否認。其實當時英國名記者莫理遜，美國記者端賴均在北京，與參事顧少川（維鈞）、五梯雲（朝樞）等時有往來，會議情形知之甚詳。日使因無憑證，隻口頭抗議亦無他法。
餘以會議僵持已久，終須設法打開，遂向總統建議，請密遣公府顧問有賀長雄博士，回國向日本元老疏通。
總統問，此著有效否？
餘答，有賀博士在日本不但學者地位很高，他在明治初年設元老院時即是元老院的乾事，與陸奧宗光（甲午中日之戰後與李鴻章在馬關議和時之日本外相）同事，故於元老方麵，頗有淵源。日本政府對於元老很為尊重，元老都是持重有遠見之人，若告以第五項條件不但於兩國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我曾與有賀談過此次交涉情形，他亦很以為然。請總統召見有賀，假以詞色，懇切相托，他必肯效力。
總統遂特召有賀進府，告以此次日本提出的覺書，由外交部總、次長儘最大之努力，以副日本之願望。今日置公使又要求商議日本希望條件之第五項，實在令我為難，請回國向元老詳細說明，請其諒解，顧全兩國之友誼。君必能諒解我意，及政府為難情形，務請善為詳辭。
有賀果然自告奮，願回國儘力向元老報告，力說利害。
時日本元老以鬆方正義侯最關心中國情形，有賀見鬆方侯陳說此次中國政府已儘力商結日本覺書之各條，日置公使又要商議希望條件之第五項，未免逼人太甚，難怪中國政府為難不肯商議。
鬆方侯聽到第五項，似未知道，又聽有賀報告第五項內容，麵現詫異之色，隨即召加藤外相，訪問他覺書中有第五項，何以沒有報告？
加藤說，這是希望條件。
鬆方即說，既然隻是希望條件，對方不願開議，即不應強逼開議，設若交涉決裂，你將何以處置？
加藤答，不惜使用武力，不出三個月中國可完全征服。
鬆方笑說，莫要把中國看得太輕，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說三月，應速自行善處（日本對善處之語，意頗嚴重）。
加藤知是有賀進言，遂令監視有賀，不許行動，幸有賀已完全報告矣。
加藤外受盟邦猜疑，內招元老之詰責，進退兩難，圖窮而匕首見，竟決下最後通牒，以強迫我國；一麵又將第五項在最後通牒內謂“暫時脫離，容後再議”。這種措詞等於自行撤回，對外尚箭撥弩張，對內已色厲內荏矣。
陸公使（宗輿）亦探得內容，密電報告。
最後通牒電達北京日使館，一麵將副本送達中國駐日陸公使，陸公使即電告外交部。
而北京自使館方麵接到通牒，不即送交我外部，由小幡來見我說，政府即預備下最後通牒，不惜一戰，若將第五項酌議幾條，即可免此危險。
我答以貴國已將最後通牒副本送達我國駐日公使，已來電報告，公使為政府代表，送交公使，即無異送交我政府，既下歸後通牒，有何再商之可言？小幡語塞而去。
日本外交官總想得寸進尺以邀功也。
翌晨，日使即將最後通牒親到外交部送交陸總長，態度嚴重，不發一言。陸總長隻說了“可惜”一語，他即告辭。日方一麵關外調動軍隊，渤海軍艦遊戈，迨下通牒後，訓令日僑預備撤退，下戒嚴令，儘其恫嚇之能事。
此次會議，我與陸子興總長，殫精竭力，謀定後動，總統又隨時指示，餘每晨入府報告，七時到府，總統已在公事廳等著同進早膳，報告昨日會議情形，討論下次應付方針，有時議畢又入府請示。
陸閏生公使（宗輿）又以日本內情時常電告。
陸總長確能恪遵總統批示，決不越出批示範圍。正式會議之外，又有側麵商談，卒以說動日本元老挽此危機。
日本所提之廿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儘最大努力矣。
揣日本此所提廿一條，包羅萬象，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閩、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
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國。幸我府院一心，內外協力，得此結果，亦是國家之福。
世人不察，混稱廿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廿一條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拒撤回不議。
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儘失真相。尤異者，我雖列席會議，而此約之簽字者是外交總長陸徵祥，我是次長何能簽為？世人都誤以為此約由我簽字，張冠李戴，反未提及陸氏，亦是不可思議之事。
總統召集各機關首長、參議院議長、府院秘書長、陸軍次長、外交次長等開全體大會，討論日本最後通牒，應否接受。外交總長陸子興尚未到，以電話催請，雲與英使朱爾典會晤，等侯三十分鐘後，陸氏才到，報告與朱使特彆會晤情形
朱使（英使朱爾典）雲，今日大會，關係重大，我因關心，特於會前來見。日本因各國忙於歐戰，不遑東顧，提出最後通牒，意在挑釁，測非恫嚇，袁總統明白內外情勢，不至中他詭計。
聞陸軍段總長（祺瑞）主張強硬對待；我知他已秘密動員，晚間運輸徹夜不停，已三星期，這明明是在備戰，設若開釁，不堪設想。
我與袁總統是三十年老友，不願見他遭此慘運。目前隻能暫時忍辱，隻要力圖自強，埋頭苦乾，十年之後，即可與日本一較高下。
今日之會，重在外交，貴總長應負起責任力爭，不可聽陸軍總長輕率之行動。我這次與貴總長會晤，不比尋常會晤，貴總長若不與我以確實答複，我不告辭，言時聲淚俱下。
我答以今日之會，由總統親自主持，必能慎重將事。
朱使又重申前言，相持很久。我見他堅定誠懇，遂答稱，我必以貴使之忠告，報告總統與大會，若不照貴使之忠告，我必以去就力爭。
朱使方辭去，故到會已遲，請大家原諒。
總統聽了陸外長報告，遂慎重發言，謂朱使之言亦為中國前途著想。日本此次提出之覺書，附了第五項各條，真是亡國條件。今外部曆時四月，開會卅餘次，儘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輕，廿一條中議決者不滿十條，且堅拒開議第五項，外部當局，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已能儘其責任，使日本最後通牒中，已將第五項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後通牒之答複，隻有“諾”與“否”兩字，我受國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從事，願聽諸君之意見。
段總長即表示反對，謂這樣遷就，何能立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總統說，段總長之說自是正辦，然亦應審度情勢，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項不撤回，我亦與段總長同一意見。現在既已撤回，議決各條，雖有損利益，尚不是亡國條件；隻望大家記住此次承認是屈於最後通牒，認為奇恥大辱，從此各儘各職，力圖自強，此後或可有為，如朱使所言。若事過輒忘，不事振作，朝鮮殷鑒不遠，我固責無旁貸，諸君亦與有責也。
段總長猶持異議，謂民國肇興，即承認此案，倘各國效尤，如可應付？總統又就大勢剖析說明，我豈願意屈辱承認，環顧彼此國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兩國力量之比較，您應該最明白。段亦無言，遂宣告散會。
散會後，我回外部，與參事顧少川（維鈞）商擬複日使照會稿。我們以為雖然接受通牒，然我方應駁之處，仍應聲明，仔細斟酌，三易草稿，請少川以英文譯述，亦覺妥當。
脫稿時已逾深夜四時，假眠片刻，黎明後，餘即攜稿入府，總統已在辦公廳，狀甚興奮，似未睡眠。
正在閱稿時，日使館即來電話，請餘接話。餘接話時，知係高尾，他說今日已到限期，貴方複文何時發出？我答必在期內發出。
他又說最後通牒複文，隻有諾否兩字已足，若雜以他語，彼此辯論，過了期限，反恐誤事，務望注意。
我答知道了，即將電話掛斷回報總統。
可知我方舉動，彼均留意偵悉，總統聽了，歎了一口氣，即命內史長阮鬥瞻（忠樞）重擬一稿，將我原稿交閱，且說將辯論之處，一概刪去，隻要簡單，惟於末尾稱“除第五項外餘照允”等語。
後高尾又來部雲，奉公使命，請先閱複文稿，以免臨時有誤限時，反為不便。
餘以乾涉太甚，不允交閱。彼再三要求，且說你如不允，請見總長。
餘乃請示總長，總長說時間局促，免生枝節，即先給他閱看吧。
豈知閱後又生問題，他說“除第五項外”這句，不是通牒原文，須照原文更正。
餘說這是事實，並無不合。
他說原文是“暫時脫離容後再說”，非照原文改正不可。秘書往還磋商，易稿數次，終不同意。直至黃昏，時限將到，仍未商妥，
陸總長乃謂此事由我負責，即照原文，以後再議與否，要看那時情形，不必在此時文字上爭執。
遂定稿繕正，由陸總長及餘並方秘書，親送至日使館，交與日使置益，已在午夜，時為五月九日十一時也。
是時餘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
歸途與總長同車，他說前隨節俄館，俄財長維德為租借旅大問題，與楊欽差磋商不洽，後竟將條約擺在公案，令楊欽使簽字。
楊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簽字。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驕橫無禮，其情形比這次凶狠得多，餘為傳譯，猶覺心悸。
楊使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遂至不起。弱國外交，言之可歎。
餘以商租事屬創舉，地方官恐不能明了，特召集吉奉兩省特派交涉員及警察長官來京，告以此次交涉之困難情形。
日本提出內地雜居條件，本部以治外法權尚未收回。外人內地雜居，此例一開，各國效尤，永無收回治外法權之望，再三磋商，不得已而定商租耕地辦法。
商租不是賣絕，又不同典租，必須定明年限，如何分利，均應照各地習慣，訂立租契。租契應由官製，發交各處應用，以期劃一。應貼印花收契張費等可由各省自定。至“服從中國警察法令”這八個字，爭了幾次，才得照允。此與主權有關，本部甚為重視，執行時不必節外生枝，亦不可隨便通融。
至警察條例兩省諒均有規定，最好兩省大旨相同，以便執行時免生枝節。
惟須切實執行，一次通融，即成慣例，務請諸位格外注意等語而散。
後來兩省照行，在張作霖時代，未聞發生問題，後張學良繼承父業，廢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畝商租者，以盜賣國土論。
日本總領事以學良片麵取消兩國所定之協議，提出抗議，學良亦不理。適有日人在萬寶山，以商租田畝鄰近地上，商租一條地為開溝引水種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與，日本竟派警察保護，開始挖溝。中國亦派警察阻止，彼此衝突。日本改派軍隊，我方亦改派軍隊，雙方就此開火，越鬨越大，尋至釀成九一八事變之原因。故九一八事變，實起因於萬寶山事件也。
總統以屈於最後通牒，變為國恥，發表告誡百僚書後，一時曾力圖振作，督促各部，於興利除敝應行建設之事，指示周詳，以期百廢俱舉，於國務會議時，時時警惕，憤懣之情，現於辭色。
每次會議，必有新案提出討論，且令各部按照新案，克期擬成計劃，付之實行。尤其對於軍事，格外注意，謂當歐戰之時，不能有外力援助，隻有自己努力進行，籌建煉鋼廠，添設鞏縣兵工廠，整頓各兵工廠，福建造船廠，又練模範團三混成旅。
對於整理財政，發行國內公債，改革幣製（廢兩為元），整頓稅收，請各國退還庚子賠款，專辦學校，有已施行，有在籌備。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從事，一時頗有朝氣。
嗣以日本議院抨擊政府對華政策之失當，西報亦有誇獎袁總統以弱國外交，得此結果，總算勝利等語，遂漸生自滿之心。加以左右逢承，以為日本伎倆不過如此，隻要用心對付，不足為慮。
且忽作奇想，以為環顧世界，除美國外，君主國多，日本與中國同處亞洲，種族相同，我改共和，與日本政體不同，易生隔閡，帝製自為之思想，從此醞釀於胸。加以張勳、倪嗣衝之流，常言地方民情與共和製度格格不入，楊皙子（度）等又以中國行共和製度尚早，引美顧問古德諾之話為證。項城受此浸潤之言，政事激生懈怠。
曾幾何時，朝氣又成暮氣矣，真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