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湖北革命黨人打出了“鐵血十八星旗”。紅底黒星，紅色代表血，黒色代表鐵，十八顆星代表當時的十八個省。意思是用鐵與血的精神，解放全中國。
後來??上海方麵打出了五色旗。有五種顏色組成，五種顏色代表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當時，人們還不知道中國有五十多個民族。講五大民族，廣義就是所有民族，是講民族的大團結，沒有隻認這五個民族，而排斥彆的民族的意思。
隨著武昌首義後各省的紛紛光複，因為沒有統一的旗幟，大家打出的旗幟五花八門。
為了尋求統一，一九一二年一月九日，武昌方麵電請南京政府統一國旗。代行參議院職權的各省代表會，對國旗式樣進行了討論。
江蘇代表主張用五色旗，湖北代表堅持用鐵血十八星旗，福建代表則提出青天白日旗最好。
大家爭論不休，又各堅持己見，最後進行表決，多數人的意見是用五色旗。
那個時候，不少人還很狹隘地把反滿的口號掛在嘴上，參議院多數人推出五色旗，重視民族團結和平等，這是很了不起的。
由於湖北的代表在決議做出後，仍然堅持使用鐵血十八旗，受湖北影響，福建也不放棄自己的意見。參議院為平衡兼顧，在決定五色旗為國旗後，決定鐵血十八旗為陸軍軍旗，青天白日旗為海軍軍旗。
孫中山更青睞青天白日旗，認為以五色旗做為國旗而覺得“未免失體”，同時也指出用顏色代表民族，取義也不夠確切。請參議院對國旗決議進行複議，但遭至參議院的拒絕。
孫中山儘管不願意，但受限於《中華民國組織大綱》的約束，隻能按參議院的決議執行。
五色旗一直用到一九二八年，北洋政權的覆滅。國民黨取得政權後，把青天白日旗確定為國旗。
關於定都之地，不但袁世凱和南方革命黨人，各揣心腹事，參議院議員的意見也是不統一的。
有人主張定都北京，有人認為南京是最佳之地，湖北方麵則認為武漢的地理位置在國之中部，是國都的最好選擇。
在爭執不下的情況下隻能通過投票表決，結果北京獲二十票，南京獲五票，武昌獲二票，天津獲一票。
這結果和南方革命黨幾個領袖人物的意見相左，孫中山、黃興大為震怒。他們召集議員中的同盟會員開會，統一立場。
第二天，孫中山依法要求對國都地點進行複議。
黃興親赴現場，對議員進行威脅，下令翻案，威脅“否則吾將以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
看來，即便黃興這樣的民主共和的鬥士，當民主的結果不遂其心意時，也會對民主興討伐之師，也會把民主當成負擔。
經吳玉章等人在底下反複疏通，最後以十九票讚成，十七票反對，勉強通過了定都南京的提案。
吳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原名永珊，字樹人，四川榮縣人；傑出的革命家、教育家、曆史學家和語言文字學家、新中國高等教育的開拓者。
他先後在成都尊經書院、瀘州川南經緯學堂和日本、法國的學校讀書。先是戊戌變法維新運動的擁護者和宣傳者，後加入同盟會。積極參加了四川的保路運動和和辛亥革命。
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派往過蘇聯、法國和西歐工作，參加過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等。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一起被譽為中國共產黨著名的“延安五老”。
在南北方就定都南京和北京僵持不下時，黎元洪曾趁機提出建都武昌的主張，試圖走第三條道路。
二月二十四日，湖北臨時議院通過“以武昌為首都”的決議。
二十六日，《民生日報》發表了民社的通電“建都問題，京不宜南已成輿論。參議院附和政府少數人之私見，率定南京為臨時政府地點。既昧大勢，複拂輿情，以吾黨所絕對不可讚同者。際南北紛爭之日，新舊暗鬥之時……折中製定，莫若武昌……既塗除北京舊染之汙，亦免蹈建業偏安之日。”
關於定都，黎元洪與湖北方麵的意見是，堅決反對南京，北京可以商量，武昌最好。但黎元洪和湖北方麵的意見，幾乎沒有響應者。於是，黎元洪又退了一步，提出國都先設北京，等條件成熟了再遷武昌。
在二月二十七日，黎元洪致電孫中山和參議院，指責他們堅持定都南京是“膠執成見”，指出武昌“居中馭遠”，地勢險要，交通便捷，能控製全國樞紐，最適合為國都的理由，最後提出鑒於讚成北京者日多，可暫以北京為權益之地，先在北京建立臨時政府，同時，“開辟武漢，建築新都”，新都建成後即可遷移。
後來，北京發生了兵變，黎元洪敏銳的意識到，定都北京已經是不可逆轉，遂通電全國“頃聞京、津亂黨操戈，首難雖平，餘孽未清，禍變之來，將未有艾……時機萬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亂，舍北京必至亡，……”和坐鎮北京的袁世凱遙相呼應。
由此，民國初建時的國都之爭，也就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