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這得看情況，如果複查有問題的話就得繼續隔離，沒問題的可以早些走。”
“那你有沒有問題啊？”
“我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你怎麼被隔離了啊？”
“坐火車時我對麵那個人被隔離了，我是被連帶的。”
“叫你屁娃兒動作快點，去坐大巴車，你非得慢騰騰的，大巴車也沒坐上，這下好了！坐火車！你隔離去吧，最好永遠彆回來！”
“姐姐！你不要這麼說嘛，不吉利。”
“誰是你姐喲！你自個兒表現好點兒，早點兒出來，重新做人！”
“個人爬！爬遠些！老子又不是坐牢，鏟鏟個重新做人！”我急呼呼的把她電話掛了。
朱麗先和公司領導打了個招呼，然後又給她媽媽打了個電話。好像她媽特彆擔心她，似乎在催她回沈陽去。朱麗一個勁兒的說沒有事，然後就是抱怨，說回去後臉上會長痘痘。最後母女倆應該是不歡而散，朱麗也是氣呼呼的把手機摁掉了。
說是隔離，也就是把我們和外界隔離，我們相互之間還是可以互相走動，就是不能出院兒。院門鎖著，出不去。
自從早上出來，我們還沒吃飯，折騰了半天，我都餓得不行了，午飯吃了不少。
我所在的房間裡擺放了四個鐵架床，是上下鋪。考慮到我比較年輕，主動挑了個上鋪，翻了上去。
這個房間並不大，睡我們四個人，感覺和大學宿舍差不多，不一樣的就是室友年紀大了些。
剛開始來的時候，大家相互之間還有些新鮮感，天南海北的吹牛聊天。我的下鋪是位大哥，來自貴州，目前在成都打工，每年回兩趟老家，他對自己的生活特彆滿意。他說“我在成都，這一年也掙不少，離家也不算特彆遠，比去海南強。”
“你以前在海南乾啊？”
“嗯！在海南乾！海口、三亞，啥都乾。現在海南完了！乾完活一年到頭也拿不到工錢，彆說我們拿不到，就是包工頭小老板從大老板那裡也拿不到。那些個房子就爛在那裡了，遍地都是，沒修完，沒有人要。”
“那你在成都做什麼啊？”
“在成都進廠，比較穩定！”
“那你被隔離了會不會被開除啊？”
“我問過了，不會。”
“那還好，那還好！”
我對麵下鋪的是一個做期貨的小夥子，平時不主動和大家說話，一有時間就打電話問期貨價格怎樣了。一天，我問他做期貨現在是虧了還是賺了。他輕飄飄的說了一句“賺了幾百萬吧。”
大家都不大信，認為他在吹牛。
直到有一天，他對著手機破口大罵，說他們害他虧了一千多萬，哭得十分傷心！我們才相信了。由於非典的緣故，證券市場也不好過。
我手機收到一條短信，是同事發來的一個段子兩人在餐館吃飯，一人想吃海鮮，另一人勸他，說他病沒好，海鮮是發物，不要吃。他堅持要點，還大喊大叫“我非典，我非典！”於是被人按住帶走了。
關於非典的段子開始多了起來，大家都發揮出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各種調侃非典。
朱麗和其他三個女孩住一個房間，剛開始的時候情緒還比較穩定，後來就越發無聊了，於是我們就時不時串門聊天，聊以打發時間。
這期間，她把我的褲子洗了，要把她的褲子換回去。
我說，不行啊，我沒褲子換，把你褲子又弄臟了。
朱麗似乎明白了什麼，臉刷的一下就紅了。過了一會人，穩定住了情緒，對我說道“那你也得把我褲子還我啊！”
“那我洗了再給你吧，”我小心翼翼的說道。
“唉！算了吧，信不過你，怕你洗不乾淨，我自己來吧。”
於是乎就把褲子換回去了。我心裡十分過意不去，每次吃飯的時候碰到她，都很不好意思。
時間不知不覺就過去了，有一天，我坐在下鋪，雙手抓住上鋪床沿，準備來一個翻身上床，不知怎的，床沒穩住，翻了，把我砸在了下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