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也算是法家在前途暗淡，道路迷茫的現階段，所做出的一種新的嘗試。
——戰國時期，法術勢三個分支，變法派占據上風，權術派和順勢派屈居於後；
現如今，秦的滅亡算是從某種意義上，證明了變法派存在缺陷，而且是足以使得政權迅速走向滅亡的缺陷。
自然而然，剩下的術、勢兩個流派，便成了法家新的選擇。
甚至算不上選擇，隻能說是嘗試。
張屠夫不行，要不試試李屠夫？
再不行，就考慮考慮趙屠夫——甭管是誰，總歸不能真的吃帶毛豬啊？
而在這二者之間，相較於擅長搞權謀鬥爭之術，玩弄人心、人心的‘術’流派，顯然還是取中庸之道的‘勢’流派，更值得如今的法家去嘗試。
法家，已經傷不起了。
一個‘助秦為虐’的大山壓下來，算是去了法家的半條命！
好不容易緩過一口氣，剛要重新站起來，又因晁錯之死而被砸爛膝蓋。
如今的法家，雖然擁有了自有漢以來，最寬鬆的入仕環境，但無論是作為至高統治者的東宮太後、西宮天子，還是作為統治階級組成部分的官僚體係，對法家的態度都頗有些曖昧。
——對於法家在律法層麵的能力，和可能做出的貢獻，漢家自上而下都不否認，甚至渴望法家能把‘法律’的一畝三分地給守好。
但除此之外，便再無其他。
什麼變法圖強，什麼法術勢，什麼高壓治國，壓根兒就沒人鳥法家。
甚至就連法家自己，近年來都不怎麼提這些學派執政思想了。
想想晁錯，一輩子都在忙什麼？
前二十多年都在讀書，都在積累；
然後就入仕，成了一個平平無奇的文吏。
抓住濟南伏生授《尚書》的機會，得以儒皮法骨步入漢家朝堂，甚至混到太子儲君身邊後，也始終在圍繞《削藩策》搞文章。
而在《削藩策》被太宗皇帝否決後，晁錯又拿出了許多策論，來為自己增加在官場上、在漢家朝堂之上的政治籌碼和履曆。
等太宗皇帝駕崩，先孝景皇帝即位，又飛速拿出《削藩策》，磨刀霍霍向諸侯。
從始至終，晁錯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拓寬法家的生存空間。
——儒皮法骨以入仕，是為法家在政壇增添一個發生渠道，以及聊勝於無的根據地；
混到太子身邊，幾近諂媚以侍君，用儘渾身解數獻策——給太宗皇帝獻穩定邊牆、穩定天下的策略，給先孝景皇帝獻《削藩策》，都是其‘唯君唯上’的具體體現。
甚至直到被腰斬棄市，晁錯也仍舊在為法家的未來謀出路。
雖然並未能謀求一條走上去，就能抵達彼岸、抵達光明的康莊大道，但好歹也找了一條路，而不是連路都沒得走。
從始至終，無論是在太宗皇帝一朝做《尚書》博士，太子詹事，還是在先帝年間任內史，甚至一度官拜禦史大夫在即，晁錯都始終沒有真正展露自己的所學：法家的政治主張和執政思想。
為什麼？
是晁錯不想嗎？
當然不是。
在當時的漢室天下，恐怕再也沒有人，比晁錯更希望法家的政治主張、執政思想得以推行，得以顯赫於天下。
晁錯之所以沒這麼做，是因為沒有那個客觀條件。
如果說，封建王朝的朝堂中央、政治中心，是諸子百家各自施展才華的舞台，那在秦亡而漢興後，這個舞台之上，便有且隻有黃老學這一個演員。
墨家連舞台的邊兒都沒看到，就隨著齊王田橫而死。
儒家屢屢嘗試著爬上這個舞台，卻被太祖高皇帝劉邦再三粗暴踢下去，始終沒能爬上去。
知道近些年，舞台周圍圍著的全是儒家人了，儒家才逐漸有了登上舞台，甚至獨占舞台的可能。
而晁錯的一生——從入仕的那一天開始，一直到被腰斬棄市的那一天，晁錯從始至終在做的，便是扶法家上這個舞台。
政治主張、執政理念，都是要先上舞台才能表演、表演出來才有人看，才有意義的‘節目’。
晁錯畢生之追求，便是先上舞台再說。
至於節目——晁錯沒能撐到法家站上舞台的那一天，但也算是從某種意義上，加法家扶上了這個舞台。
至少扶上了登上舞台的台階之上。
而法家的政治主張、執政理念，說是被人們淡忘了也好，說是被天下有意無意忽視了也罷，總歸是很久沒有出現在天下人的視野；
且肉眼可見的未來，也很難重新出現——至少無法以原本的模樣出現。
在原本的曆史上，法家最終是憑借新生代俊傑：張湯的一手‘儒皮法骨’，使法家的執政理念改頭換麵後，才得以出現在天下人麵前。
不同於晁錯個人身份、學術成分上的‘儒皮法骨’，張湯的儒皮法骨，才是後世人所熟知的那一套。
當時，漢武大帝已經遵從董仲舒‘統一思想’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曆史時間節點，不單是肩負法家興衰的張湯——無論是哪個學派、無論是誰，無論要提什麼建議、要做什麼事，都得從儒家經典當中找依據。
說的直白一點、誇張一點，就是你哪怕要挖一條渠、修一條路，都得從儒家經典中找到依據，來證明自己的做法符合儒家的治世哲學和執政理念。
而張湯走的路線，是以法家法、術、勢三個流派中的‘術’這一分支為基礎，以儒家《公羊春秋》的‘我注春秋’為幌子，來了一手春秋決獄。
從結果來看，效果並不是很好。
春秋決獄，非但破壞了當時，華夏文明經過多年積累才得到的，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法律觀念，還讓法家真正成為了律法專家，自此不再作為一個獨立的綜合性大學說存在。
而在劉榮所在的這個時間線，法家選擇了第三條道路：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