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每年大明從舉人中選取的官員並不多，一年也百餘人左右，三年下來，不過三百餘人，而吏員的考選科進士一樣，是三年一次考選，考選的人數也和進士一樣，為四百人，這樣大明每三年考選的官員數量就已經超過一千人。
這次朱載坖還要開設明法、明算兩科，又要增加錄取官員的數量，朝廷上下為此都很擔心，前宋冗官之弊曆曆在目，張居正也認為官員數量太多的話，日後將會對朝廷的財政構成很沉重的壓力。
朱載坖當然也知道這點，官員冗濫對於大明絕非好事，但是大明到底是否出現了冗官沒有呢？以兩宋為例，兩宋文官最多的時候，內外見任官四萬八千人，是多於大明現在的官員的數量，而且兩宋的疆土怎麼能夠和大明相比呢？大明的疆土遠遠大於兩宋，兩宋以半壁河山，尚且有官員三四萬之多，而大明的現在官員數量不過四萬六千人，相比於兩宋，朱載坖認為冗官還尚且談不到。
朱載坖於是問道：“張師傅以為什麼是冗官？”
這個對於熟知經史的張居正來說自然是小問題的，所謂冗官，就是冗濫之官，雖然食朝廷之俸祿，但是並不給朝廷創造價值的官員，冗官的危害，在兩宋是最為嚴重的，這點朱載坖是深知的。
但是朱載坖同樣也知道，兩宋的冗官原因並不是取士過多，朱載坖直接對張居正說道：“兩宋之冗官，恐怕不是因為取士過多才形成的吧？”
這點確實是的，張居正也不得不說道：“聖明無過陛下，蔭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濫者。”
這就是了，兩宋出現冗官的現象本來就是不是取士所造成的，兩宋取士固然是多，但是比之科舉更加厲害的是恩蔭，高官的兒子、孫子、親戚、甚至連學生、家仆也能得到恩蔭，而且次數極為頻繁。
僅就朱載坖所了解的，一是大禮恩蔭，每三年舉行一次的祭祀，皇帝皇後進行祭奠時，可以為隨行人員進行蔭補。也就是現場就給手下人官做，但是給官做也要分等級來給，不是隨便就給的。比如，皇太後有4個名額，她可以給自己的侄子，也可以給娘家的任何人；皇後有2個名額，也是什麼人都可以給；其餘官員按照品級進行蔭補。
二是聖節蔭補，每年皇帝過生日的時候，皇帝會以賞賜的名義發放很多恩蔭的資格。這些恩補的名額，也是按照等級來分的。比如宋太宗時期就規定，尚書省四品以上、兩省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以向皇帝推薦1個自家的人當官，推薦的人選一般是自己的兒子、侄子等有血緣關係的人。到了宋仁宗時期，名額就越來越多，恩補的人員也越來越雜，所以說宋仁宗的仁，其實是有對象的。
三就是致仕恩蔭，官員在自己退休時，可以享受到恩蔭照顧，他的兒子孫子或者近親可以獲得官職。宋仁宗時期規定，隻要是六品以上的官員退休，就可以在退休時恩補3個人當官。這3個名額，可以是他的兒子、孫子，也可以是他的侄子。後來演變到他的門人、仆人都能夠頂替當官。
最為變態的就是所謂的遺表恩蔭，原本高官宰執們在臨終之時，可以上表朝廷將自己的侄子親戚求官。這種行為起初隻是極少個彆的例子，可是後來變成了一種製度。凡是六品以上的官員在病重或者年老即將死亡時，就能夠直接按照名額恩補他的親人做官，不用本人再向朝廷申請。
所以其實兩宋的官員之冗濫，並非取士所造成的，這些無節製的恩蔭才是造成兩宋官員冗濫的原因，而大明在這方麵是吸取了兩宋的教訓，大明對於恩蔭的限製是很嚴格的，除非閣老重臣，不得恩蔭，而且恩蔭的職務多是武職，而非文官，總體上來說，大明對於恩蔭控製的還算是相對比較好的。
至於是否會出現冗官的問題，朱載坖認為至少暫時不會，大明現在是在補齊地方官府的缺額，以唐代為例，唐代一州，州衙之後，從知州到參軍一共有品級的官員是二十三人，而大明一州甚至是比州更大一級的府，一般隻有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等有品級的官員不過十人，遠遠少於唐代。
縣也是一樣的，大明的基層官府過於簡單，以至於朝廷和地方官府無法有力的控製地方勢力，這點是朱載坖從即位以來就一直試圖糾正的事情，而要想加強朝廷對於地方的控製，首先就要增強地方官府的實力，需要更多的官員。
所以朱載坖認為，現在大明暫時還不需要擔心冗官的問題，不過朱載坖也很清楚，不能無節製的取士，官僚隊伍的急劇膨脹，對於朝廷的財政來說絕非好事，朱載坖認為確實是要有意識的控製官員的數量。
朱載坖和張居正商量，明法、明算兩科每科一次隻取二百，兩科不過四百人，和進士科的人數相當，不僅如此，還要建立強製致仕製度，根據品級，由吏部設定一個年齡，超過這個年齡的必須致仕，但是可以在品級上予以優待，稍微予以提拔，同時給予在職時期十分之六的俸祿，作為退休金，讓他們將位置騰出來給年輕人。
還是對於中進士年紀就比較大的人，吏部在銓選的時候也要注意，予以傾斜。對於朱載坖所提出來的兩科四百人的錄取方案，張居正還是同意的，不過張居正認為，很多官員們恐怕還是會予以反對，主要的理由就是擔心冗官。
朱載坖當然知道事情不會這麼順利，朱載坖命令內閣、吏部、都察院、戶部等衙門，與地方官一道，要確定大明到底需要配置多少官員，具體到縣，將大明所需要的官員列出來，然後再舉行大朝會商量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