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1987年7月，馬永生就讀於武漢地質學院地層古生物學專業，獲碩士學位。
1987年9月—1990年8月，馬永生就讀於中國地質科學院沉積學專業，獲博士學位。
2003年10月—2007年7月，馬永生就讀於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工商管理專業，獲碩士學位。
求學之路解碼
馬永生院士的求學之路呈現出專業深耕與跨界拓展的鮮明特點，其學術積累與思維鍛造過程，為他日後成為院士並在油氣勘探領域取得突破性成就埋下了關鍵伏筆。
專業深耕，他從地質基礎到沉積學的縱向突破，奠定學術根基。
本科與碩士階段，他在武漢地質學院現中國地質大學）的地質學本科與地層古生物學碩士階段學習，讓他掌握了基礎地質理論與野外勘探技能。
例如，地層學研究需長期深入野外剖麵觀測，這種訓練培養了他對地質現象的敏銳觀察力——後來在海相碳酸鹽岩勘探中，正是基於對地層沉積序列的精準判斷，才突破了傳統地質理論的局限。
地層古生物學的研究方向，使他具備了從生物化石與沉積地層中解讀古環境的能力，這種“將今論古”的思維模式，成為他日後分析海相油氣藏形成條件的核心方法論。
博士階段，他沉積學領域的專精突破。
他進入中國地質科學院攻讀沉積學博士，標誌著他向油氣勘探的核心領域縱深。
沉積學是研究沉積物形成與分布的學科，直接關聯油氣儲層的發育規律。
他在博士期間對海相沉積體係的研究，為後來破解南方海相碳酸鹽岩“油氣藏在哪裡”的難題奠定了理論基礎。
這一階段的學術訓練，讓他形成了“從沉積環境反推油氣藏分布”的研究範式。
例如，他後來提出的“台緣礁灘相控藏”理論，正是基於沉積學中“相帶控製儲層分布”的核心邏輯。
跨界學習，他在工商管理碩士的攻讀，塑造戰略思維與管理能力
不同於傳統地質學者的單一學術路徑，馬永生在42歲時選擇攻讀工商管理碩士，這一經曆對其產生了雙重影響。
油氣勘探不僅是科學問題，更涉及資源規劃、工程管理與國家能源安全。
工商管理知識讓他學會從“技術經濟戰略”三維視角看待問題。
例如，在川氣東送工程中，他既需解決地質勘探的技術難題，也需統籌管道建設的成本控製與資源調配，這種全局思維源於管理學科的係統訓練。
他從科研工作者到企業管理者如擔任南方勘探開發分公司經理），管理知識的補充使他能夠高效整合科研團隊與生產資源。
他曾帶領團隊在四川盆地實現普光氣田的重大發現，這既依賴地質理論創新，也離不開對數百人科研團隊的組織協調。
他的學習軌跡始終圍繞“油氣勘探”這一核心目標：地質學與地層古生物學是基礎工具，沉積學是直接服務於儲層研究的應用學科，而工商管理則是為解決大型勘探項目的資源整合問題。
這種“問題導向型”的知識體係構建，使他的研究從未脫離生產實踐——例如，博士期間的研究課題直接對接塔裡木盆地的油氣勘探需求，這種“產學研結合”的模式貫穿其學術生涯。
從本科到博士，他用10年時間深耕地質基礎學科，未因短期功利而轉向熱門領域。這種沉潛積累在後來的研究中顯現價值。
當業內對南方海相碳酸鹽岩勘探持悲觀態度時，他憑借對沉積相帶與油氣成藏規律的深刻理解，堅持“古隆起控藏”理論，最終在普光氣田實現突破——這本質上是長期學術積累轉化為實踐成果的典型案例。
沉積學專業訓練讓他具備“從現象到規律”的抽象能力，例如提出“多期成藏、晚期調整”理論，打破了海相油氣勘探的“不可知論”。
地質理論與管理思維的融合，使他能將科研成果快速轉化為生產力。普光氣田的發現與開發，既是地質理論的勝利，也是“科研生產”協同管理的成功。
作為中國石化總地質師，他主導製定的南方海相油氣勘探戰略，不僅基於地質認識，更融入了對國家能源安全需求的判斷——這種“科學家+戰略家”的複合素養，與其跨界求學經曆密不可分。
馬永生的求學軌跡並非簡單的學曆疊加，而是“地質專業深度+管理思維廣度”的有機結合。
從地層古生物到沉積學，他構建了油氣勘探的“專業坐標係”；從地質科學到工商管理，他拓展了“科學發現產業應用”的實踐維度。
這種複合型成長路徑，使他既能在學術上突破傳統理論束縛，又能在產業中推動重大勘探發現，最終成為引領中國海相油氣勘探的戰略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