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對呂宋島的殖民,是朝廷鼓勵、由民間宗族“自發”進行,但官府畢竟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乾預,於是前宋時期就在呂宋島定居的少量漢人百姓也被南海水師組織了起來,向新光城附近靠攏。
相比他加祿部落,北蘇祿部落其實也沒什麼好搶的,由於蘇祿三部落與渤泥國的關係比較近,渤泥國又是中原的藩屬國,所以蘇祿人對於漢人的出現,並沒有表現出太大的敵意。
呂宋島的土著野人還沒有全麵鋪滿整個島嶼,這些部落各自的勢力範圍,可以看作是狩獵範圍,漢人也不完全是靠搶劫強占土地,比如新光城就是漢人以商品作為交換換來的。
總的來說,來到呂宋島的漢人第一批殖民者,手段還不是那麼殘暴,起碼還願意與土著野人溝通和貿易,雙方還能夠維持一定的和平。
但是隨著一條在北蘇祿部落的河流被發現後,來到此地的漢人變得瘋狂了起來,因為這條河流可以淘金!
作為貴金屬,黃金的價值一向是非常穩定的,在日本被迫卷入戰爭後,黃金因為便於攜帶,也被許多大商隊作為貨幣的主要結算形式而廣泛使用了起來。
史文恭為了吸引內地百姓前往西域,鼓吹西域河流可以淘金,前後數萬百姓自發跑到於闐河,淘金發家的各種傳聞從未斷絕過,消息甚至傳到了嶺南。
以陳、林、王三個大宗族為首的福建漢人們,便決定將這條可以淘金的河流占為己有,便首先與擁有這條河流的北蘇祿部落進行談判。
談判的過程不怎麼愉快,因為淘金是需要人手的,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所以福建漢人們想要“雇傭”北蘇祿土著野人,因此便鬨出了許多不愉快。
簡單來說,就是土著野人也知道黃金的價值,認為漢人給的待遇太低,便想要收回這條河流,將淘金權利收回去。
這個要求就很不要臉了,在福建漢人出現之前,這些土著野人完全沒有任何淘金的手段,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這條河流可以淘金。
既然矛盾不可調和,衝突自然就出現了。殖民的福建漢人與北蘇祿部落鬥毆了數次,由於人數不占優勢,吃了些小虧,不得不退回北方,讓出了這條可以淘金的河流。
林北如何咽的下這口氣?福建漢人沒有向水師求救,而是返回家鄉,振臂一呼,又拉了幾船同鄉,抄著家夥就要跟北蘇祿部落打起來。
對於呂宋的事務,朝廷並沒有過多乾預,這種不乾預的前提,是隻要漢人百姓沒有吃虧,朝廷就不會插手。
因為王倫很清楚,若是由朝廷負責對呂宋的殖民,這件事幾乎是無法推動的,必然有各種地方勢力想要摻和進來,必然搞得一團糟,還不如民間先行,朝廷後進,負責維護基本的秩序。
但眼下是福建的百姓吃了虧,哪怕他們的確不占理,但是不好意思,朝廷就是要拉偏架的。
於是福建兩個都督府迅速“退伍”了二百名老兵,福建行省上報本地武庫一批武器老化請求銷毀,福建水師退伍了三艘老式火炮船。
這些老兵迅速被分配到了呂宋島,老化不堪用的武庫兵器也轉移到了呂宋,將民兵們武裝了起來,氣勢洶洶地殺奔而去。
大約三千福建、廣東移民的青壯被組織並粗訓之後,以兩千名昆侖奴、倭人奴隸為仆從,連續兩戰,將這條“金沙河”又奪了回來。
漢人本就相當有組織性,福建行省內的都督府雖然沒有完全覆蓋諸府縣,但兵部可是有權訓練民兵的,按照朝廷製度,凡符合年齡的民間青壯,都要接受至少三年的軍事訓練,這個時限並不是限定在三年之內,而是以八年為期,農閒時抽出至少一兩個月的時間。
呂宋島的漢人百姓,就在宗族自身的組織下、朝廷插手的軍事化組織下,形成了一定的戰鬥力。
華夏文明之所以能夠長期碾壓周邊民族和文明,靠的就是這個強悍的組織程度,這樣的情況下,還處於部落狀態的北蘇祿根本就不是對手。
於是漢人殖民建立的第二座城寨就此出現,被命名為“南固城”,得名仍舊與王審知有關,因為王審知就是唐朝光州固始縣人,如今隸屬於淮南行省弋陽府固始縣。
新光、南固兩座小城,各自占據兩條河流,並沿著呂宋島西部海岸連接在了一起,仍舊不滿足的南固民兵又強行占據了北蘇祿部落的一片山林。
按照朝廷的製度,呂宋島的土地,凡是私人占有,那麼所有權就屬於私人,是可以交易買賣的;而山林則在名義上屬於朝廷,由官府負責租賃事宜,這種租賃由於租期很長,幾乎也可以視為私有的。
唯一不能是私有的,就是各種礦山礦場。
不過考慮到朝廷在日本等地的許多小型礦場,也吸納了相當一部分民間資本,所有對於新發現的礦場,民間資本是擁有分紅權的。
這其實就是朝廷鼓勵民間主動勘探,若是規模太小,朝廷也會讓出經營權。
北蘇祿部落打不過南固城的漢人殖民民兵,左右一尋思,那就向中原皇帝哭訴吧,堂堂中原上國,難道還要為難我們這些外藩小國不成?
消息經渤泥國傳到廣東行省、再傳到京師時,有些朝廷高官的臉上頓時變得精彩了起來,實在是有損朝廷顏麵、有損大國威嚴啊!
王倫卻是非常開心,不能因為日本的金山銀山擺在那裡,就瞧不上呂宋的黃金了啊,能摟到朝廷手裡的,他從來不嫌棄多還是少。
漢人還是被儒家教化得過於彬彬有禮了,但是這就導致了一個長期存在的巨大矛盾,那就是華夏過高的道德標準,與全世界的低道德水平之間的不匹配。
我們對外講道德,但是絕大多數的蠻夷,他們簡單的大腦隻會搞叢林法則優勝劣汰那一套,最終吃虧的永遠是華夏。
所以王倫非常欣賞福建與廣東的百姓,就該心狠手辣一些,在對外事務方麵,一旦放低了對自我的道德要求,心情都變得舒暢了起來不是嗎?
他也不害怕對外的低道德會影響到整個華夏,儒家講“權變”,我們漢人自有一套靈活的道德標準、有很強的自適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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