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子在魯哀公十六年的暮春，拄著拐杖站在杏壇上，望著滿地落英長歎。弟子們圍攏過來，見他手中竹簡上寫著“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便問：“夫子為何事憂慮？”孔子抬起布滿皺紋的臉，目光掠過遠方的泰山：“這四件事，是我終生的憂慮啊。”話音未落，一陣風吹過，卷起幾片杏花，仿佛為這句警示添上注腳。這“四憂”如四麵鏡子，照見人性的短板；又如四麵警鐘，提醒著修行的方向——修德是立身之本，講學是傳薪之責，徙義是踐行之要，改過是進步之途。從孔門弟子的踐行到當代人的自省，這“四憂”始終是文明進階的清醒劑。
一、德之不修：品德修養的荒蕪
“德之不修”的“德”，在孔子眼中是“仁”的外顯，《說文解字》“德，升也”，引申為“德行”，即內心的仁心外化為行為的準則。孔子強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認為德是個人立足與社會治理的根基。“不修”並非全然無德，而是“雖有仁心，不常修養”，如《論語?陽貨》“鄉原，德之賊也”，鄉願看似有德，實則因不修而淪為偽善。
孔子本人“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曾子轉述），將修德化為日常功課。他“過則勿憚改”，在周遊列國時，因“見南子”遭子路質疑，便“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也》），以自省回應質疑；在陳絕糧時，“從者病，莫能興”，仍“講誦弦歌不衰”《史記?孔子世家》），以堅韌修持品德。這種“不間斷”的修德，使他“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達到德的至高境界。
“德之不修”的危害，在曆史中多有印證。春秋時期的晉靈公，“厚斂以雕牆，從台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左傳?宣公二年》），不修德而施暴政，最終被趙穿弑殺；戰國時期的龐涓，因嫉妒孫臏才能而設計陷害，“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不修德而逞私怨，最終在馬陵之戰中兵敗身亡。這些案例印證了孔子的憂慮——不修德者，雖能得逞一時，終難善終。
修德的典範，首推顏回。他“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在貧困中堅守“仁”的品德；“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以自省修德，孔子讚其“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顏回的修德不是刻意做作，而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經?衛風?淇奧》）的自然養成，正如《周易?乾卦》“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修德需趁時精進。
漢代的董仲舒，將修德與“天人感應”結合，提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認為“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舉賢良對策》）。他本人“三年不窺園”，潛心修學修德，“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漢書?董仲舒傳》），這種“內外兼修”使他既能“推明孔氏”，又能“為群儒首”，將修德從個人修養升華為治國理念。
宋代的周敦頤，以“主靜”修德，提出“無欲故靜”《太極圖說》）。他在《通書》中說“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認為修德的核心是“誠”。周敦頤任南安軍司理參軍時，“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宋史?周敦頤傳》），以行動踐行修德，這種“寧棄官不違德”的堅守，正是“修德”的真諦。
當代社會，“德之不修”表現為功利主義對道德的侵蝕——有人為名利不擇手段，如“學術造假”違背誠信之德；有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缺失見義勇為之德。但也有“感動中國”人物如張桂梅，數十年如一日堅守教育崗位，以“病軀辦學”修奉獻之德；王順友“馬班郵路”二十年，以“送信不輟”修責任之德。這些例子證明，修德仍是當代人的精神剛需，正如孔子所言“德不孤，必有鄰”《論語?裡仁》）。
二、學之不講：學問傳承的斷裂
“學之不講”的“學”，不僅是知識積累，更是“學道”——對仁、義、禮、智的探求；“講”是“講習”“傳授”，如《論語?先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通過問答講習，使學問內化。“不講”並非無知，而是“有學不傳”，如《禮記?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最終導致學問失傳。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將講學視為使命。他在杏壇“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采用“因材施教”的講學方式：對“朽木不可雕也”的宰我，仍耐心引導；對“野人也，不如儒生”的子路，循循善誘；對“回也聞一以知十”的顏回，深入探討。這種“有教無類”的講學，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壟斷，使學問走向民間。
“學之不講”的後果，是文明的斷裂。戰國時期的墨家，因墨子後學“相裡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韓非子?顯學》）各執一詞，不講學交流，最終“墨離為三”，逐漸衰落；漢代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因“各守師說，不講融通”，導致經學分裂，“博士弟子”隻能“專經學習”，難以貫通六經。這些曆史教訓印證了孔子的憂慮——不講學則學問僵化，傳承斷裂。
講學的典範，莫過於稷下學宮的“百家爭鳴”。戰國時期的齊國稷下學宮，“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於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學者們“講學不輟”，孟子與淳於髡論辯“男女授受不親”，荀子與稷下先生探討“性惡論”，這種“講中學，學中講”的氛圍，使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搖籃，推動了學術的繁榮。
唐代的孔穎達，主編《五經正義》，通過“講學論辯”統一經學。他召集“國子博士、太學博士”等學者，“共參議得失”，對《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的各家注釋“詳加考訂，去其異端，存其正義”《舊唐書?孔穎達傳》）。在編撰過程中，孔穎達“每與諸儒論難，必據理以折之”，這種“講學式編撰”使《五經正義》成為唐代科舉的標準教材，實現了經學的係統傳承。
宋代的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授徒”，製定《白鹿洞書院揭示》，明確“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將“講學”與“踐行”結合。他“每休沐日，諸生環立，請益不倦，先生傾竭告之，略無倦色”《朱子語類》），甚至“病中講學不輟”，弟子記錄其言論編成《朱子語類》，這種“講學不息”使理學思想傳遍天下，“自熹沒，其學為世所宗，謂之程朱學派”《宋史?朱熹傳》）。
當代的“講學”形式雖變，精神仍在。高校的“慕課”ooc）讓優質課程跨越地域如北京大學《論語精讀》在線課程惠及百萬學習者）；社區的“百姓講堂”將學問生活化如北京西城區“宣南文化講堂”講解胡同裡的曆史）；網絡的“知識分享”平台如知乎、得到）使“講學”突破時空。這些實踐證明，“講學”仍是知識傳播、思想交流的重要方式，正如孔子所言“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講學的快樂古今相通。
三、聞義不能徙：道義踐行的怯弱
“聞義不能徙”的“義”，是“適宜”“應當”，《說文解字》“義，己之威儀也”，引申為符合道德的行為；“徙”是“遷移”“踐行”，即“見義而遷，如向義而行”《周易?益卦》“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孔子強調“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裡仁》），“聞義不能徙”是知義而不行，如“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因怯弱或私利放棄道義。
孔子本人“見義必徙”，周遊列國時“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明知推行仁道艱難，仍“累累若喪家之狗”而不改其誌《史記?孔子世家》）。在蒲地，“蒲人止孔子”，以“盟而後出”相逼，孔子“與之盟”，但“出郭門，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遂去衛”《孔子家語?困誓》），認為“要盟強迫的盟約）非義”，毅然違背，這種“徙義”的果敢，展現了對道義的堅守。
“聞義不能徙”的危害，在曆史中觸目驚心。春秋時期的晉靈公大夫趙盾，“驟諫”靈公施暴而不聽，卻“未出境而返”，既知“諫是義”卻“不徹底抗爭”，最終靈公被殺，趙盾雖未動手，《春秋》仍書“趙盾弑其君”，因其“聞義不能徙”《左傳?宣公二年》）；南宋的秦檜，明知“抗金是義”卻“主和”，以“莫須有”罪名殺害嶽飛，因私利放棄大義，淪為千古罪人，印證了“徙義”的重要性——義是行為的底線，失守則淪為不義。
“聞義能徙”的典範，首推子路。他“好勇力，誌伉直”《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卻在孔子教導下領悟“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在衛國“蒯聵之亂”中，子路本已逃離，卻因“食其食者不避其難”返回，戰鬥中“冠纓絕”，仍說“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左傳?哀公十五年》），以生命踐行“忠義”，孔子聞之“哭之慟”，說“自吾有由，惡言不聞於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小主，這個章節後麵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更精彩！
漢代的蘇武，“聞義能徙”於匈奴十九年。他奉命出使匈奴，因“虞常謀反”受牽連，單於“欲降之”，以“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相逼，蘇武“齧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又“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蘇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儘落”《漢書?蘇武傳》），始終堅守“忠君愛國”之義，這種“徙義”的堅韌，使他成為“民族氣節”的象征。
宋代的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是“聞義能徙”的絕唱。元軍南下時，他“毀家紓難”，組織義軍抗元，兵敗被俘後，元世祖“以宰相相許”勸降，文天祥答“天祥為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宋史?文天祥傳》），在獄中寫下《正氣歌》，列舉“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等堅守道義的例子，最終“臨刑殊從容”，踐行了“舍生取義”的誓言。
當代的“聞義能徙”，表現為平凡人的勇敢：消防員“逆行火場”救人如四川涼山森林火災中犧牲的消防員），是“勇義”；醫生“馳援疫區”抗疫如鐘南山84歲奔赴武漢），是“醫義”；普通人“見義勇為”如杭州“最美媽媽”吳菊萍徒手接住墜樓女童），是“俠義”。這些行為證明，“徙義”不必驚天動地，隻需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正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道義的價值超越生命。
四、不善不能改：過錯修正的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