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孔門四憂:修行的警鐘_曆史的回響:那些震撼人心的話語_线上阅读小说网 

第156章 孔門四憂:修行的警鐘(2 / 2)

“不善不能改”的“不善”,是“過失”“缺點”,《論語?學而》“過則勿憚改”的“過”;“改”是“更正”“修正”,如《周易?益卦》“有過則改”。孔子認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關鍵在“過則改之”,“不善不能改”是“知過而不改”,如“小人之過也必文”《論語?子張》),以掩飾而非修正,導致停滯不前。

孔子本人“過則必改”,在周遊列國時“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便“矢之曰”自證《論語?雍也》),以坦誠回應質疑;“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承認“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以自省道出對樂的沉迷;“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八佾》),既批評冉有,也反思自己“未能教好弟子”。這種“改過”的自覺,使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不善不能改”的悲劇,在曆史中反複上演。商紂王“知過而不改”,大臣比乾“強諫紂”,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乾,觀其心”《史記?殷本紀》),最終“武王伐紂,紂兵敗,登鹿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隋煬帝“自負才學”,臣下“有諫者輒殺之”,如“薛道衡因‘空梁落燕泥’詩句遭忌被殺”,明知“大興土木、三征高麗”是錯卻“執迷不悟”,最終“江都兵變”被殺,印證了“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的古訓。

“改過”的典範,首推唐太宗李世民。他“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舊唐書?魏徵傳》),重用魏徵等諫臣,“魏徵前後陳諫二百餘事,皆切中時弊”,即便“龍顏大怒”,仍“納諫改過”。如貞觀四年,太宗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陛下初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複修之,是隋役又興”,太宗“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遂停作,賜玄素彩二百匹”《貞觀政要?納諫》),這種“從諫如流”的改過,成就了“貞觀之治”。

宋代的司馬光,晚年“著《資治通鑒》,因‘失察’而誤記史實,聞過即改”。《資治通鑒》初刊後,學者劉恕發現“關於唐代牛李黨爭”的記載有誤,司馬光“聞之,欣然曰:‘微君,吾幾誤矣!’”,立即“重加考訂,修正其誤”《宋史?劉恕傳》)。他在《訓儉示康》中反思自己“少時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不敢服垢弊以矯俗乾名”,卻曾“得家書,言‘京師物價高,居大不易’,遂稍增用度”,便“深自悔責,其後終身儉素”,這種“改過”的坦誠,使《資治通鑒》成為“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的史學名著。

明代的徐光啟,“向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學習天文曆法,知舊曆之誤而改之”。他發現“大統曆明代官方曆法)多有誤差”,便“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引入西方科學方法”,主持編撰《崇禎曆書》,“考正曆法,修正誤差”《明史?徐光啟傳》)。麵對“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質疑,徐光啟“據理力爭,謂‘苟利於國,何論古今’”,這種“學術上的改過”,推動了中國古代曆法的進步,為中西文化交流開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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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的“改過”,從個人到社會都有體現:個人通過“自我批評”提升如企業員工的“複盤會”反思工作失誤);企業通過“產品迭代”修正缺陷如蘋果公司每年更新iphone係統修複漏洞);社會通過“製度完善”糾正偏差如中國“收容製度”的廢除與“救助管理辦法”的實施)。這些實踐證明,“改過”是個人成長與社會進步的動力,正如陶行知所言“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是孫子”,而改過是行動的修正器。

五、四憂相連:孔子憂慮的深層邏輯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四者並非孤立,而是環環相扣的有機整體:修德是根基,無德則學、義、改皆失方向;講學是途徑,不學則德無進、義不明、改無據;徙義是實踐,不義則德為空、學無用、改無標;改過是保障,不改則德難進、學難深、義難行。孔子的憂慮,正在於這四者的斷裂——缺一則鏈條斷,缺四則修行廢。

四者的核心是“仁”。修德是“仁心的培育”如“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講學是“仁道的傳播”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徙義是“仁行的實踐”如“己欲立而立人”);改過是“仁境的提升”如“過則勿憚改”)。《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這種“愛人”之心,使四者形成良性循環:因愛人而修德,因愛人而講學分享知識),因愛人而徙義幫助他人),因愛人而改過不傷害他人)。

四者的失衡會導致連鎖反應:德之不修則易“見利忘義”如貪官因缺德而貪腐);學之不講則易“愚昧無知”如邪教利用無知惑眾);聞義不能徙則易“冷漠麻木”如旁觀者效應);不善不能改則易“積重難返”如企業因小錯不改而倒閉)。曆史上的“亂世”,往往是四者皆失的時期——如魏晉南北朝“玄學清談”學之不講)、“士大夫放達”德之不修)、“門閥爭鬥”聞義不能徙)、“政亂不改”不善不能改),印證了孔子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

四者的平衡是“君子”的標準。孔子眼中的君子,“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修德據於德)、講學遊於藝)、徙義誌於道)、改過依於仁)缺一不可。如顏回“德行科”第一修德),“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講學之資),“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徙義),“不貳過”改過),是四者平衡的典範;子貢“言語科”第一講學),“存魯亂齊”徙義),“富而無驕”修德),“聞過則喜”改過),同樣達到四者和諧。

六、曆史回響:四憂的千年警示

戰國時期的孟子,繼承孔子四憂思想,提出“四端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醜上》),將“修德”具體化為四端的培育;強調“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離婁上》),反對“學之不講”的空談;主張“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孟子?萬章上》),鼓勵“聞義能徙”;告誡“有過則改之,無過則加勉”《孟子?公孫醜上》),重視改過。孟子的發展,使四憂從“孔子的憂慮”變為“士人的自覺”。

漢代的董仲舒,將四憂納入“天人感應”體係,認為“王者不修德,則災異降;不講學,則王道衰;不徙義,則刑罰濫;不改過,則天命去”《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他在“舉賢良對策”中說“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主張“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講學),“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徙義),將四憂從個人修養擴展至國家治理,使“修德、講學、徙義、改過”成為施政綱領。

宋代的朱熹,以“格物致知”統攝四憂,認為“格物是窮理,致知是知理,修德是循理,講學是明理,徙義是行理,改過是矯理”《朱子語類》)。他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規定“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修德、改過);“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講學、徙義),使四憂成為書院教育的核心內容,通過“學規”引導學子踐行。

明代的王陽明,以“致良知”詮釋四憂,認為“良知是心之本體,修德是致良知去私欲),講學是明良知,徙義是行良知,改過是複良知”《傳習錄》)。他在龍場驛“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出“知行合一”,強調“知修德而不行,隻是未知;知講學而不講,隻是未知;知徙義而不徙,隻是未知;知改過而不改,隻是未知”,將四憂統一於“致良知”的實踐,使“知”與“行”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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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當代鏡鑒:四憂的現實意義

在個人層麵,四憂提醒我們“全麵發展”:修德是“價值觀塑造”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講學是“知識分享”如職場中的經驗交流),徙義是“社會責任”如誌願服務),改過是“自我完善”如年度總結反思)。企業家曹德旺“修德”捐百億做慈善)、“講學”著《心若菩提》分享經驗)、“徙義”疫情期間捐口罩生產線)、“改過”公開反思企業管理漏洞),是當代踐行四憂的典範。

在教育領域,四憂指引“立德樹人”:修德是“德育為先”如中小學“道德與法治”課程),講學是“智育為本”如高校“金課”建設),徙義是“實踐育人”如研學旅行、勞動教育),改過是“容錯機製”如允許學生犯錯並改正)。清華大學“價值塑造、能力培養、知識傳授”三位一體的教育理念,與四憂高度契合,培養出既“修德”又“好學”、既“徙義”又“改過”的人才。

在社會層麵,四憂推動“文明進步”:修德是“道德建設”如“感動中國”評選),講學是“文化傳播”如“百家講壇”普及經典),徙義是“社會公益”如“希望工程”“大病眾籌”),改過是“製度完善”如“信訪製度”聽取民意糾錯)。中國的“全麵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正是對四憂的現代回應——法律是“改過”的底線,道德是“修德”的高線,教育是“講學”的途徑,公益是“徙義”的體現。

在國際層麵,四憂啟發“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修德是“大國擔當”如中國援助發展中國家),講學是“文明互鑒”如孔子學院傳播中華文化),徙義是“國際合作”如全球抗疫合作),改過是“全球治理改革”如完善聯合國機製)。中國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與四憂的精神一致——通過對話講學)、合作徙義)、反思改過)、互信修德)實現共同發展。

八、走出憂慮:從警醒到踐行

孔子的四憂,不是消極的擔憂,而是積極的警醒——知道問題所在,便有改進的可能。修德可從“小事做起”,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講學可從“分享開始”,如“教朋友一道題”;徙義可從“援手踐行”,如“幫老人過馬路”;改過可從“承認錯誤”,如“道歉並彌補”。這些微小的行動,正是走出憂慮的第一步。

曆史已經證明,踐行四憂者必有所成:個人踐行則“德才兼備”,如孔子弟子;社會踐行則“文明昌盛”,如漢唐盛世;國家踐行則“長治久安”,如“貞觀之治”。當代人若能以四憂為鏡,時時自省,處處踐行,便能如孔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在修德、講學、徙義、改過中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

暮春的杏壇,風已停,杏花落儘。孔子的憂慮穿越兩千五百年,仍在提醒我們:修德如培樹,需日日澆灌;講學如傳火,需代代接力;徙義如行船,需時時劃槳;改過如磨刀,需常常砥礪。唯有如此,方能走出憂慮,走向“仁”的境界——那是個人的安寧,社會的和諧,文明的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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