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魯哀公十四年的暮春，魯國曲阜的藏書室裡彌漫著陳舊的竹簡氣息。孔子盤腿坐在鋪著莞席的矮榻上，麵前攤開的《尚書》竹簡已有多處磨損，最上麵的“堯典”篇，“克明俊德”四個字被摩挲得發亮，竹纖維的紋路像老人手上的青筋。他右手握著青銅刀筆，筆尖在“以親九族”的“親”字上懸停片刻，然後輕輕刮去旁邊一個模糊的墨點——那是多年前批注時不小心蹭上的。
子張跪在案前研墨，墨錠在陶硯裡研磨出細膩的黑色，他見夫子對著一片竹簡出神，那竹簡邊緣已經開裂，用細麻繩捆了三道，便輕聲問：“夫子洞悉古今，從堯舜到商周的禮樂無所不通，莫非生而知之？”
孔子抬起頭，陽光透過木窗欞在他花白的鬢發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眼角的皺紋裡還沾著一點墨痕。他放下刀筆，指了指滿室堆疊的竹簡——這些竹簡從牆角一直堆到屋頂，有的用韋繩捆著，有的用麻繩係著，上麵標注著“詩”“書”“禮”等字樣。“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論語?述而》記載的這句自白，像一把青銅鑰匙，打開了孔子求知的心扉。“非生而知之”不是故作謙虛的客套，是對知識來源的理性認知——就像他手裡的竹簡，每一個字都需要刻上去，而不是天生就有；“好古”不是對過去的盲目迷戀，是對傳統智慧的尊重，如同農民珍惜祖輩傳下的農具；“敏以求之”不是笨鳥先飛的勤奮，是“學而不厭”的執著，像匠人打磨玉器，日複一日不知疲倦。這種對知識的敬畏與追求，藏著儒家“學而知之”的密碼：真正的智慧不在於天賦的高低，而在於後天的勤勉，正如《中庸》“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無論通過何種途徑獲得知識，最終的價值是相同的。從孔子摩挲的竹簡到當代圖書館的書籍，這種“好古敏求”的精神始終是文明傳承的動力。
一、非生而知之：對天賦神話的破除
“生而知之”在先秦時期是人們對“聖人”的普遍想象。《周易?係辭》記載伏羲“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不需要學習就能洞察天地規律；《帝王世紀》說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天生就具備辨識藥性的能力。這些傳說中的聖人被認為是“生而知之”的典範，仿佛他們的智慧是與生俱來的禮物。
孔子卻明確否認自己屬於此類。《論語?季氏》中，他將認知途徑分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他承認“生而知之”是最高境界，但並不認為自己達到了這種境界。這種否認不是謙虛的客套，而是對知識來源的清醒認知——就像他在《論語?子罕》中說的“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麵對普通人的提問，他並非憑借天賦直接給出答案，而是通過追問正反兩麵來探求真相，這種“無知”的坦誠，恰恰證明了他“非生而知之”。
孔子的“非生而知之”有諸多具體實踐佐證。年輕時，他“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在魯國的太廟參加祭祀典禮時，對每一項禮儀都要詳細詢問：祭品如何擺放，樂舞如何編排，司儀如何致辭。有人在背後嘲笑：“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鄹人是指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曾任鄹邑大夫，這些人嘲諷孔子出身低微卻裝作知禮。孔子聽到後坦然回應：“是禮也。”《論語?八佾》）——我詢問的正是禮的細節，這本身就是知禮的表現。這種不恥下問的態度，與“生而知之”的天賦神話形成鮮明對比。
中年時，孔子向師襄子學琴的經曆更能說明問題。《孔子家語?辯樂》記載，師襄子教他一首曲子，他練了十天還在重複同一首。師襄子說：“可以益矣。”可以學新曲子了）孔子答：“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我已經熟悉曲調，但還沒掌握彈奏的技法）又過了幾天，師襄子說：“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又答：“丘未得其誌也。”還沒領悟曲子表達的情感）再過幾天，師襄子說：“已習其誌，可以益矣。”孔子仍答：“丘未得其為人也。”還沒體會到作曲者的人格）直到有一天，他“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誌焉”，突然說：“丘得其為人矣：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這個人皮膚黝黑，身材高大，目光遠大，能統禦四方，一定是周文王）師襄子聽後起身行禮：“此曲名《文王操》也。”這段學琴經曆耗時數月，從熟悉曲調、掌握技法，到領悟情感、體會人格，層層深入，完全依靠後天的勤勉而非天賦，生動展現了“學而知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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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生而知之”的神話，更能凸顯“學而知之”的價值。《莊子?秋水》記載“夏蟲不可語冰”，強調認知的局限性——夏天的蟲子從未見過冬天的冰雪，無論如何解釋都無法理解。但孔子認為，即使存在認知局限，通過持續學習也能不斷突破。他的學生子貢曾說：“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論語?子張》）孔子的知識不是來自某個固定的老師，而是廣泛學習的結果：向老子問禮，向萇弘學樂，向郯子問官名，甚至從普通百姓的言行中汲取智慧。這種“學無常師”的態度，打破了“天賦決定論”的迷信，證明知識如同河流，是由無數溪流彙聚而成，而非天生的湧泉。
“非生而知之”的深層意義，在於確立“人人可學”的平等觀。孔子主張“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無論出身貴賤、天賦高低，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他的弟子中，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論語?雍也》），是貧困的士子；子貢“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是成功的商人；子路“卞之野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是粗魯莽撞的武夫；子張“為人儀表甚偉”《孔子家語?弟子行》），卻曾被孔子批評“師也過”《論語?先進》）。這些背景各異的弟子，都能通過學習獲得智慧，正如《荀子?勸學》所說“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天賦並非決定因素，善於借助學習的方法才能成就自我。孔子的“非生而知之”，實際上是向所有人宣告：知識的大門對每個人敞開，能否進入隻取決於是否願意付出努力。
二、好古：對傳統智慧的敬畏與傳承
“好古”的“古”在孔子語境中有著特定內涵，主要指夏商周三代的禮樂文化與曆史經驗。《說文解字》解釋“古，故也，從十口，識前言者也”，“十口”象征眾人傳承，強調“古”是前人經驗的積累與傳遞。對孔子而言，“古”不是僵化的過去，而是蘊藏著治國理政、修身養性智慧的寶庫，如同《尚書?泰誓》所說“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後，虐我則仇’”，古代的箴言能夠指導現實的行動。
孔子“好古”並非盲目複古，而是因為他認為“三代之治”蘊含著永恒的智慧。《論語?八佾》中，他明確表示：“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周朝借鑒了夏朝和商朝的製度，又加以改進，形成了繁榮的禮樂文化，因此他選擇遵從周禮。這種“從周”不是複古守舊，而是對優秀傳統的理性繼承——就像農民選擇優良的種子，不是因為它來自古代，而是因為它能適應現實的土壤。他對周禮也並非全盤接受，而是主張“損益”《論語?為政》），保留合理部分，改進不適應時代的內容，如他所說“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論語?子罕》），古代用麻布做禮帽符合禮製，但現在用絲綢更節儉，他便讚同從眾，這種“好古而不泥古”的態度，使傳統智慧能夠與現實需求相融合。
“好古”的具體表現，在於孔子對古籍的係統整理與深入研究。晚年回到魯國後，他集中精力“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史記?孔子世家》），對古代文獻進行大規模的整理。《詩經》原本有三千多篇，流傳過程中出現諸多重複和低俗內容，他“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史記?孔子世家》），精選出三百零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記?孔子世家》），使這些詩歌能夠配合禮樂演奏。《尚書》記載上古時期的重要史事，原本散亂無序，他“序其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秦繆”《漢書?藝文誌》），按時間順序編排，使堯、舜、禹、湯、文、武的事跡形成完整脈絡。
這種整理不是簡單的編輯工作，而是“述而不作”《論語?述而》）的再創造。孔子在篩選和編排過程中，融入了自己的價值判斷，如《春秋》這部史書，他“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史記?孔子世家》），對曆史事件的記載字斟句酌，通過“微言大義”傳遞褒貶態度。例如，《春秋?隱公元年》記載“鄭伯克段於鄢”，看似簡單的六個字，實則蘊含深意：稱“鄭伯”而非“鄭公”，諷刺鄭莊公對弟弟失教；稱“克”而非“伐”，暗示雙方如同仇敵；稱“段”而非“弟”，批評共叔段的僭越。這種“春秋筆法”，使曆史記載不僅是事實的記錄，更是價值的傳遞，體現了“好古”與“致用”的統一。
“好古”與“知今”在孔子那裡相輔相成。他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為政》），複習舊知識能夠獲得新理解，這正是“好古”的目的——不是為了回到過去，而是從過去中汲取解決現實問題的智慧。周遊列國時，他每到一個諸侯國，必“觀其風俗，考其政製”《孔子家語?六本》），對照古代製度分析利弊。在衛國，他見人口繁盛，便對冉有說：“庶矣哉！”冉有問：“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富之。”冉有再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教之。”《論語?子路》）這種“庶之→富之→教之”的治理思路，正是借鑒了周公“敬德保民”的思想，將古代的治國理念應用於現實，可見“好古”是“知今”的工具，傳統是照亮現實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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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墨子“言必稱堯舜”的複古傾向，更能顯現孔子“好古”的理性。墨子也推崇古代聖王，但主張“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更傾向於回到更古老的夏朝製度，帶有濃厚的複古色彩。而孔子“從周”，是因為周朝製度“損益可知”《論語?為政》），具有可改進的空間，能夠適應時代發展。他稱讚子張“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認為曆史是在繼承中發展的，這種辯證的曆史觀，使“好古”避免了淪為複古主義的危險，正如《周易?係辭》所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對傳統的合理繼承才能實現長久發展。
三、敏以求之：勤勉執著的求知實踐
“敏以求之”的“敏”，《說文解字》解釋為“疾也”，指動作迅速、反應敏捷，在求知的語境中特指勤奮不怠、堅持不懈。孔子的“敏”不是一時的熱情，而是貫穿終身的學習態度，正如他在《論語?述而》中所說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即使到了晚年，依然保持著旺盛的求知欲。
孔子“敏以求之”的勤奮有諸多具體表現。晚年研讀《周易》時，他“讀《易》，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串聯竹簡的熟牛皮繩因反複翻閱而多次磨斷，需要弟子重新編連。《周易》的卦象和爻辭晦澀難懂，他卻反複揣摩，甚至為其作注，即《易傳》中的“彖辭”“象辭”等，將自己的理解融入其中。據《孔子家語?好生》記載，他曾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這種對知識的渴望，即使到了晚年也未曾衰減，如同《周易?乾卦》所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生命不息，求知不止。
“敏以求之”不僅體現為勤奮，更注重方法的得當，包括“學思結合”與“學行結合”兩個方麵。《論語?為政》中，孔子強調“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習與思考缺一不可。他在研究《周易》的“困卦”時，不僅誦讀“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的卦辭，更結合自己在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的經曆，思考困境中堅守道義的意義，最終領悟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的道理。這種將書本知識與人生經驗相結合的思考，使學習不再是機械的記憶，而是智慧的生成。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語?學而》）中的“習”，不僅是複習知識，更重要的是實踐應用。孔子學禮之後，“入太廟每事問”，通過參與祭祀典禮來實踐禮儀知識；學樂之後，“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論語?述而》），與他人唱歌時，若對方唱得好，必定請其再唱一遍，然後自己和唱，在實踐中深化對音樂的理解。他教導弟子“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如果熟讀《詩經》卻不能用於政務和外交，再多的知識也無用，這種“學行結合”的方法，使“敏以求之”避免了淪為書呆子的危險。
“敏以求之”的動力，源於“任重道遠”的使命感。《論語?泰伯》中，曾子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種使命感同樣體現在孔子身上，他認為自己肩負著傳承禮樂文化的責任。魯定公十四年，因季桓子接受齊國贈送的女樂而“三日不朝”，孔子意識到在魯國推行禮樂的希望渺茫，便毅然離開，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周遊列國之路。途中“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史記?孔子世家》），多次遭遇危險，卻始終“講誦弦歌不衰”。在陳國絕糧時，“從者病，莫能興”《史記?孔子世家》），子路憤怒地質問：“君子亦有窮乎？”孔子平靜地回答：“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然後繼續為弟子講學，將困境轉化為教學機會。這種在逆境中的堅持，是“敏”的最高體現——不因環境艱苦而放棄求知，不因道路坎坷而改變初衷。
對比“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論語?陽貨》）的懶惰，更能凸顯“敏以求之”的價值。孔子斥責那些“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的人，認為他們浪費生命，如同《荀子?勸學》中所說的“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鱔之穴無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因浮躁而一事無成。而孔子“敏以求之”，是對生命價值的尊重，他將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求知與傳承中，使生命在知識的傳遞中獲得永恒。《禮記?學記》說“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這種在學習中不斷發現不足、在教學中不斷克服困惑的過程，正是“敏以求之”的生動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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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孔子的求知之路：從少年到晚年的踐行
孔子少年時的求知，帶著底層生活的堅韌。《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他“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年輕時因父親早逝，家境貧寒，做過管理倉庫和牲畜的小吏。管理倉庫時，他“料量平”，計算糧食出入準確無誤；管理牲畜時，他“畜蕃息”，使牛羊繁殖興旺。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培養了他嚴謹細致的態度，而他並未滿足於此，而是利用一切機會學習知識。每當魯國舉行祭祀典禮，他總是想方設法參與，“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對禮器的擺放、樂舞的編排、祝詞的內容都詳細詢問，即使遭到他人嘲笑也毫不在意。這種在卑微處境中依然保持求知渴望的精神，為他“敏以求之”的一生奠定了基礎。
青年時的周遊求學，拓寬了孔子的知識邊界。《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他“適周問禮，蓋見老子雲”，年輕時到洛陽向老子請教禮學。老子是周朝的守藏史，掌管王室典籍，對周禮有著深刻的理解，他告誡孔子：“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這種審時度勢的處世智慧，豐富了孔子對“禮”的理解——禮不僅是外在的儀式，更要順應時勢。離開洛陽前，老子送彆孔子時說：“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記?孔子世家》）這些話語中的謙遜與內斂，對孔子後來的成長產生了深遠影響。
除了向老子問禮，孔子還向萇弘學樂。萇弘是周王室的大夫，精通音律，孔子向他學習“韶樂”和“武樂”，後來在齊國聽到《韶》樂時，“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感歎“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這種對音樂的癡迷，正是年輕時打下的基礎。他還“學鼓琴師襄子”《史記?孔子世家》），師襄子是魯國著名的樂師，孔子向他學習彈琴，從熟悉曲調、掌握技法到領悟情感、體會人格，層層深入，這種“學無常師”的態度，使他能夠博采眾長，形成自己的知識體係。
中年時的教學相長，深化了孔子對知識的理解。三十歲左右，孔子開始創辦私學，“有教無類”的理念吸引了來自各地的弟子。教學過程中，弟子們的提問常常促使他深入思考，如子路問“勇”，他答“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他答“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論語?學而》）；顏回問“仁”，他答“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這些針對性的回答，既是對弟子的教導，也是孔子對自己思想的梳理與深化。
《論語?先進》中記載的“各言其誌”場景尤為典型。子路、冉有、公西華分彆表達了治國、理財、司儀的誌向，而曾皙說：“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這種對自然與自由的向往，與他平日強調的“克己複禮”形成互補，弟子的誌向促使他反思自己的精神世界，這種教學相長的過程，使他的知識與思想不斷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