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時的整理古籍，是孔子“好古敏求”的最終完成。魯哀公十一年，六十八歲的孔子回到魯國，此後不再周遊列國，而是集中精力整理古代文獻。他“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史記?孔子世家》），對《詩經》《尚書》《禮記》《樂經》《周易》《春秋》六部古籍進行係統整理，使其成為儒家經典。其中，《春秋》的編纂尤為用心，“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史記?孔子世家》），通過對曆史事件的褒貶，傳遞“微言大義”，如“踐土之會”中，晉文公召周天子到踐土，孔子認為“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便記載“天王狩於河陽”，以維護君臣之禮。這種對曆史的“春秋筆法”，使古籍不僅是知識的載體，更是價值的傳遞者。
整理古籍的過程充滿艱辛。《詩經》的竹簡散亂無序，需要辨彆真偽、去重存精；《尚書》的文字古奧難懂，需要考證注釋；《禮記》的禮儀規定因時代變遷而模糊，需要重新梳理。孔子晚年身體狀況不佳，《論語?述而》記載他“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感歎自己衰老，連夢見周公的次數都少了，但他依然堅持工作，“韋編三絕”的《周易》就是最好的證明。這種晚年的勤勉，使他“好古敏求”的一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正如《史記?孔子世家》所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他的求知與傳承，為儒家思想的傳播奠定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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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曆史回響：好古敏求的傳承譜係
顏回的“不違如愚”，是“敏以求之”的專注體現。《論語?為政》記載“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顏回在課堂上對孔子的話從不提出異議，看似愚笨，課後卻能將所學知識靈活運用，舉一反三。有一次，孔子講解“仁”的含義，顏回問：“請問其目。”孔子答：“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回說：“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這種將知識付諸實踐的決心，使他能夠“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將知識內化為品德。孔子稱讚他“賢哉回也”，正是因為他的“敏”不是口頭上的回應，而是內心的領悟與實踐，這種“敏以求之”的專注，成為後世學者的榜樣。
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繼承了“好古敏求”的史學精神。《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自幼學習古代文獻；二十歲時開始漫遊天下，“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通過實地考察印證古籍記載。在會稽，他探尋大禹治水的遺跡；在長沙，他憑吊屈原投江的地方；在曲阜，他參觀孔子故居，“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祗回留之不能去雲”《史記?孔子世家》）。這種將文獻記載與實地考察相結合的方法，與孔子“好古敏求”一脈相承。
撰寫《史記》時，司馬遷“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史記?太史公自序》），對史料進行嚴格考證。對於黃帝的傳說，他“擇其言尤雅者”《史記?五帝本紀》），選取可信的部分；對於不同說法，如“禹興於西羌”“禹生於石紐”等，他進行多方比對後再下結論。這種嚴謹的態度，使《史記》成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巨著，正如他在《報任安書》中所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種對曆史真相的探求，正是“好古敏求”精神在史學領域的體現。
鄭玄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展現了“好古”的包容。東漢時期，經學分為今文經和古文經兩派，今文經注重微言大義，古文經注重文字訓詁，兩派相互攻擊，難以統一。鄭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後漢書?鄭玄傳》），學習今文經；後又西入關中，從馬融學古文經，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鄭玄在其門下三年不得見，仍“日夜尋誦，未嘗怠倦”《後漢書?鄭玄傳》），最終因解答“渾天說”的疑難而得到馬融的賞識。
學成之後，鄭玄融合今古文經，“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後漢書?鄭玄傳》），注遍群經。他注《詩經》時，既采用古文經的文字訓詁，又吸收今文經的義理闡釋；注《周禮》時，結合《禮記》《儀禮》的相關內容，使零散的禮儀規定係統化。這種對古代文獻的係統整理，使經學從紛爭走向統一，正如《後漢書?鄭玄傳》所說“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這種“好古”的包容與係統，是對孔子“刪《詩》《書》”精神的繼承與發展。
朱熹的“格物致知”，發展了“敏以求之”的方法論。南宋朱熹繼承二程的思想，提出“格物致知”的認識論，主張“即物而窮其理”《大學章句》），通過研究事物來獲得知識。他認為“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朱子語類》），這種“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的積累，與孔子“敏以求之”的精神一致。
朱熹編纂《四書章句集注》時，對《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進行詳細注釋，既參考漢唐注疏，又融入自己的理解，使傳統智慧適應時代需求。他強調“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朱子語類》），將學習、思考與實踐相結合，這種“敏以求之”的方法，使儒家思想更加係統化、大眾化。他在白鹿洞書院製定的學規，強調“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五個步驟正是對孔子“學思結合”“學行結合”的繼承與發展，成為後世書院教育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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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好古敏求的當代價值：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好古”對文化遺產保護的啟示，在當代社會有著生動體現。當今世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如昆曲、古琴、傳統手工藝的傳承，與孔子“好古”的精神一脈相承，不是為了將傳統封存為古董，而是從傳統中汲取靈感，實現創新發展。昆曲《牡丹亭》在保留核心唱腔和劇情的基礎上，采用現代舞台技術，使“遊園驚夢”的場景更加唯美，吸引了年輕觀眾；古琴藝術通過與現代音樂元素結合，創作出新的曲目，讓古老的樂器煥發出新的活力。
故宮博物院的“讓文物活起來”實踐尤為典型。通過數字化技術，故宮將“千裡江山圖”“清明上河圖”等珍貴文物轉化為數字資源，觀眾可以在線上高清瀏覽畫作的細節；通過“故宮文創”，將文物中的圖案和元素轉化為文具、服飾等生活用品，使古代文化融入現代生活；通過“養心殿數字展”，利用虛擬現實技術，讓觀眾“走進”養心殿，體驗古代帝王的生活場景。這些實踐不是對傳統的簡單複製，而是“好古”與“知今”的結合，正如孔子整理古籍是為了傳遞智慧，當代的文化遺產保護也是為了讓傳統智慧服務於現實生活。
“敏以求之”對終身學習的指導，在知識爆炸的今天顯得尤為重要。現代社會知識更新迅速，“終身學習”成為每個人的必要選擇，孔子“敏以求之”的精神提醒我們，無論年齡與職業，都應保持學習的熱情。在線教育的發展，如慕課ooc）、微課等，讓知識獲取更加便捷，人們可以像孔子“學無常師”那樣，隨時隨地向不同的老師學習。例如，一個農民可以通過手機學習現代農業技術，一個退休老人可以在線學習繪畫和音樂，這種持續學習的態度，是應對時代變化的重要能力。
“非生而知之”對教育公平的意義，在當代教育實踐中得到延續。孔子“有教無類”的理念，體現為義務教育的普及和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無論出身、天賦如何，每個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特殊教育的發展，為有障礙的學生提供了適合的教育方式，幫助他們通過學習實現自我價值；職業教育的完善，為不同興趣和能力的學生提供了多樣化的發展路徑。這些實踐證明，“非生而知之”的信念在當代依然具有生命力——天賦差異不是限製，努力和合適的教育方法才是決定因素，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教育的四大支柱”：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共同生活、學會生存，其核心正是孔子“學而知之”的理念。
七、曆史人物的求知實踐：好古敏求的生動例證
王充的“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生動踐行了“敏以求之”的精神。《後漢書?王充傳》記載，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年輕時，他因家境貧寒無法購買書籍，便經常到洛陽的書市看書，書市上的書籍種類繁多，從儒家經典到諸子百家，從曆史著作到天文曆法，他都廣泛閱讀，並且過目不忘。這種“敏以求之”的勤奮，使他積累了淵博的知識。
撰寫《論衡》時，王充“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後漢書?王充傳》），在門窗和牆壁上都放置筆和刀，隨時記錄自己的思考。《論衡》的核心思想是“疾虛妄”，批判當時盛行的讖緯迷信和對儒家經典的僵化理解。例如，針對“天人感應”的說法，他在《自然篇》中說“天道自然，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認為自然界的災異是自然現象，不是上天對人的懲罰；針對“人死為鬼”的觀念，他在《訂鬼篇》中說“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這些觀點的提出，需要廣泛的知識和獨立的思考，正是“敏以求之”的結果。
顧炎武的“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繼承了“好古敏求”的經世精神。明末清初的顧炎武“自少至老，手不釋書，出門則以一騾二馬，捆書自隨”《清史稿?顧炎武傳》），無論走到哪裡都隨身攜帶書籍，隨時學習。他遊曆各地時，“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清史稿?顧炎武傳》），將古籍記載與實地考察相結合，例如，他在《日知錄》中考證“郡縣製”的起源，不僅查閱《史記》《漢書》等古籍，還實地考察各地的地方誌和碑刻，確保結論的準確性。
《日知錄》的撰寫“積三十餘年乃成”，顧炎武在《日知錄序》中說“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複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這種嚴謹的態度，使該書成為考據學的經典著作。他強調“經世致用”，反對空談義理，主張“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與人書》），這種將知識用於解決現實問題的精神，與孔子“學而時習之”的實踐理念一脈相承，是“好古敏求”在明清時期的生動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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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鐘書的“橫掃清華圖書館”，演繹了“敏以求之”的現代版本。在清華大學讀書時，錢鐘書以“橫掃清華圖書館”聞名，廣泛閱讀中外典籍，從古典文學到現代哲學，從中國典籍到西方著作，無不涉獵。他的同學回憶，錢鐘書看書速度極快，並且過目不忘，常常能引用書中的細節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但這種“過目不忘”的背後，是“敏以求之”的勤奮——他不僅閱讀書籍，還做了大量筆記，將不同書籍中的觀點進行比較和聯係，形成自己的思考。
撰寫《管錐編》時，錢鐘書對《周易》《毛詩》《左傳》等古籍進行了深入闡釋，融合了中西文化的視角。例如，在分析《詩經?衛風?氓》時，他不僅引用《詩經》的相關篇目進行比較，還參考了西方文學中的類似主題，如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歌德的詩歌，展現了“好古”與“知今”、中國與西方的對話。這種對知識的貪婪追求和廣泛涉獵，與孔子“敏以求之”“學無常師”的精神高度一致，證明“好古敏求”的求知態度在現代社會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八、好古與敏求的辯證：傳統與創新的平衡
“好古”與“創新”的統一，是孔子求知觀的精髓所在。“好古”不是複古守舊，而是“溫故而知新”《論語?為政》），從傳統中獲得新的啟發；“敏以求之”不僅是學習過去的知識，更是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孔子對周禮的“損益”《論語?為政》），就是這種統一的生動體現——保留周禮中合理的部分，如“敬德保民”的核心思想；改進不適應時代的內容，如簡化繁瑣的禮儀形式，使其更易於實踐。這種“繼承中創新”的態度，使傳統智慧能夠與時俱進，正如《周易?係辭》所說“變通者，趨時也”，根據時代需求進行變通，是傳統得以延續的關鍵。
“非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的平等性，打破了知識的壟斷。孔子否認“生而知之”，強調“學而知之”，使知識從少數“聖人”的專屬變為大眾可及的資源，這種平等觀促進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傳播。在當代社會，這種平等觀體現為信息的公開和知識的共享，互聯網的發展使每個人都能便捷地獲取知識，無論身份高低、財富多少，都有學習的機會。這種知識的民主化，正是對孔子“有教無類”理念的繼承與發展，證明“學而知之”的信念能夠打破各種形式的知識壟斷。
“敏以求之”中的“方法”與“態度”同樣重要。孔子的“敏”不僅是勤奮的態度，還包括科學的方法：“學而不思則罔”強調思考的重要性，“學而時習之”注重實踐的價值，“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提倡向他人學習的謙遜。現代學習方法如思維導圖、小組討論、項目式學習等，都是對這種精神的繼承與發展，它們不僅強調勤奮，更注重效率和效果。例如，思維導圖通過梳理知識的結構和聯係，幫助學習者更好地理解和記憶；項目式學習通過完成實際項目，將知識應用於實踐，這些方法與孔子的“學思結合”“學行結合”一脈相承，證明有效的學習方法是跨越時空的智慧。
九、終極意義：求知即存在的方式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的終極意義，在於將求知視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孔子的一生是求知的一生，從少年時“入太廟每事問”到晚年“韋編三絕”，求知不是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而是生活本身的內容。他的存在價值，通過求知與傳承知識得以體現，正如《周易?乾卦》所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持續不斷的求知與實踐，是對生命最好的尊重和實現。
從孔子的竹簡到當代的互聯網，求知的形式在不斷變化，但“好古敏求”的精神內核始終未變。它告訴我們：知識不是天生的饋贈，而是後天努力的果實；傳統不是前進的障礙，而是創新的根基；勤奮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成長的階梯。無論是翻閱古籍還是瀏覽網頁，無論是課堂學習還是實踐探索，我們都是在延續孔子的求知之路，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踐行“好古敏求”。
孔子的求知自白，像一盞永不熄滅的燈，照亮了後人的求知之路。當我們在圖書館查閱資料時，當我們在實驗室反複實驗時，當我們在生活中不斷反思時，都是在踐行“好古敏求”的精神——不是為了成為全知全能的聖人，而是為了在求知中完善自我；不是為了固守傳統的形式，而是為了從傳統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正如那被孔子反複摩挲的《尚書》竹簡，雖已泛黃脆弱，卻因無數求知者的觸摸而獲得永恒的生命，知識的傳承與發展，正是人類文明最寶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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